今年两会期间，医疗问题备受代表委员及舆论关注，卫生部对此回应称，今年将设立专门的医疗服务监督机构。这一消息最近终于变成现实，本报昨日报道，经批准，卫生部将进行机构编制的重大调整，其中，原先的卫生执法监督司更名为卫生监督局，该局除实施日常的卫生监督外，还将负责组织协调、督察督办医疗领域的大案要案。
人们都知道，医疗腐败的根源一方面是国家投入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监管的问题。可以相信，随着国家对社会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医疗投入问题将逐渐得到解决，剩下的，就是监管问题了。从许多新闻中我们可以得知，对于医疗腐败的查处往往异常艰难，近日新华社报道，一位医生竟因为举报医疗腐败屡受打压，被迫提前退休远走他乡。医疗腐败事件往往只有在媒体曝光后，才得到查处，如发生在哈尔滨、深圳、西安的天价医疗案。因此，加强对医疗领域的监管实为迫切，卫生监督局的成立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趋势。
不过，面对日益严重的医疗腐败，仅靠卫生监督局是不够的。卫生监督局可能有精力抓一些典型案件，但对于多如牛毛的小型案件，显然鞭长莫及。而且，日常性的医疗腐败，只有靠地方卫生主管部门来抓，但事实是，地方卫生部门与所属医院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关系，监督的效率总不尽如人意。
面对困境，我们不妨把眼界放宽些。其实纵观那些医疗行业比较廉洁的国家，我们就会发现，对医院、医生的监督，不可能只靠卫生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线状监督”完成，而是通过全社会各个部门，各方面人士普遍参与的“网状监督”完成的。
例如，在被世卫组织赞为“医疗制度最完善国家”的法国，除了卫生行政机构监督医疗外，国家还聘请了3000多名精通医术的监督顾问，他们的任务就是巡查医生诊断、开方和实施的医疗方案，有权向医生提出质疑，有权访问患者，对医生和医疗机构的违法行为诉诸法律。此外，审计、社保、医生行会等许多机构也被赋予了监督权。
在国家廉洁程度排名全球前列的瑞典，该国社会发展局下设了一个名为“医疗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公众投诉机构，委员会9名领导人员由政府人员、省或市的议会代表、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委员会的35名工作人员，多半为律师出身。
英国从1972年便设立“卫生医疗行政监察专员”，这些监察专员由议会任免，负责接受公众对医院或卫生主管部门的投诉，这些监察专员有着广泛的调查权，他们起草的医疗事件调查报告直接向内阁大臣报送。
而在中国，对医院、医生的监督渠道实在是太单一了，事事必须依赖卫生行政部门，前几天有媒体报道了“沈阳部分医院狂套居民医保费”的新闻，按理说医保部门应介入，但当地医保部门却表示，由于无权查医院的账，所以很难进行查处。此外，司法对于医疗腐败的介入也非常罕见，在医疗领域，打击商业贿赂的“大棒”很少挥起。
一个设计得再完备的医疗制度，如果管理松弛，监督乏术，在实施中也一定会失败，所以，铲除医疗腐败，惟有编织一张严密的监管之网。我们应该在强化卫生行政监督、媒体监督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新的监督渠道，增强商业保险公司和医保机构制衡、约束医院的能力，引入社会组织、人大机关、司法机构的监督，不仅对医院，对医院的监管者———卫生行政部门也同样加强监督，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医疗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