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的医患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和谐甚至是紧张；医生和患者在交往中往往相互不信任及相互戒备。
医患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争议和矛盾？医生和患者各有着什么样的苦衷？从一些患者就医时的不快经历和专家据实禀告的医院的隐情，人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医患之争的核心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争论一：有没有必要让患者进行大量的检查？
患者的陈述：
家住黑龙江省肇州县的李连军虽然在哈尔滨治愈了自己的前列腺疾病，但却满腹怨言：“这年头，没钱真住不起医院，太黑了！”去年年末，他因前列腺病加重，不得不从县城赶到哈尔滨，在某肿瘤医院进行前列腺增生切除手术。在近20天的住院治疗中，他有近一半时间都在做检查或等结果，最后花掉医药费1.15万元。
李连军出院时仔细查看了结算单，发现仅手术前的各种检查费用就达2000多元；而他拿到的各种检查的单子接起来有半米多长。他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做一个前列腺切除手术，却要把浑身上下检查个遍？“最可气的是，一通检查下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检查与我的前列腺病有什么关系，很多单据从检查室拿回来以后塞到床垫底下，直到出院也没有医生和护士看过。而我的疾病确诊是靠切除病灶后做病理分析得出的结论。既然病理分析是最准确的，那其他检查还有必要吗？医院不对患者说明，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在坑人、宰客！”
业内专家观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李为民认为，重复检查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不是医院决定的，而是法规决定的。我国法律规定，医疗官司中举证方式要采取举证倒置的形式。有不少医疗官司都是因为医生少做了某项检查而不得不对患者进行赔偿。医生害怕出事故，所以不得不让患者去做检查。
黑龙江省医院道外分院副院长姜相录认为，现在患者手术前所做检查，有些是必须的，有些是可以不做的。医生多给患者做检查，有个人利益方面原因，如在有些医院，医生要求病人检查可以得到数额不小的开单费。具体到手术上，还有风险方面原因。医生都知道，检查越多，做手术的安全系数越高；如果漏掉某项检查，一旦手术时发生问题，患者和医院都要追究医生的责任，所以哪个医生都不愿承担这样的风险。
争论二：医院的药价为何高得离谱？
患者的陈述：
哈尔滨市民李刚至今为在医院买到的高价药耿耿于怀。他说，前不久，他感到自己腰腹部有隐隐的坠痛，于是来到哈尔滨市某著名大医院，经B超检查后被确诊为慢性前列腺炎。一位男医生给开了两种中成药：“还少胶囊”和“前列舒乐颗粒冲剂”。他还发现，在20分钟时间里，医生为同被确诊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四五位患者开了同样的两种药。
在医院交费取了两盒“还少胶囊”和五盒“前列舒乐颗粒冲剂”，李刚一共花了262元钱。从医院大门走出，李刚走进了一街之隔的一家民营药店，发现购买等量的完全一样的这两种药，一共只需花208元。而当李刚又走了几条街，来到一家大型连锁药店时，发现买这些药的花费不过是153元。
李刚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药品，在仅隔几条马路的医院和药店，价格竟能相差100余元？
业内专家观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誉院长王桂照认为，药价不是医院所能掌握的，整个药品的定价都是国家相关部门宏观调控的，医院很难控制招标价的进价。药品招标价本身严重虚高，医院按此价购进药品后，还要加15%的利润；而其他药店采购药品的进价就低于招标价格，即使加价后的零售价格也比医院低。
长期担任医药代表的陈红涛说，招标制理论上是将价格最低的药品选入医院，但事实上“最低”的药价中早已包括了医药企业为投标花费的保证金、风险金、管理费、入围费、专家评审费、药品质量检验费、会务费、场租费、公关费等费用，这些成本最终都要转嫁给患者。实际上，招标只是药品进入医院的一个门槛，对降低药品价格的作用不大。由于医院可以在所有的中标药品中自行选购药品，因此医药企业还必须在药品中标后继续“公关”，并已事先将所需的公关费用打入了药价。举例来说，一种招标价在100元左右的药品，它的出厂价不会超出30元，否则无法运作。
争论三：公立医院为什么要盈利？
患者的陈述：
10多年前，常培安住了一次院，前不久，他又一次住院。比较两次的住院经历，他颇有感慨：“10多年前，那时虽然设备和条件比不上现在，但医生和患者之间关系融洽，患者对医生心存感激。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生和患者之间却变成了买卖关系，护士铺床、量体温、测血压，主治医生巡诊等都成了收费项目，连床位前放把凳子也得收4元钱，此外还得交取暖费、电梯费等。
“医生从事的都是救死扶伤的工作，本应该受到尊敬和爱戴，但既然成了买卖关系，医院服务不好，患者当然可以告他们。当听说有医生被打、患者闹医院、在医院停尸等事情时，我的直觉是患者肯定有理，这都是被医院和医生逼的。”
业内专家观点：
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认为，医院“算计”患者可能比较普遍，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症结在于我国的医疗体制存在弊端。“市场化”使得医院的公益色彩明显弱化；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医院被迫“下海”。例如，政府每年给哈尔滨医科大学四所附属医院的投入不足2000万元，仅够这些医院一个月的人员工资，连水、电、暖的费用都不够；向黑龙江省医院投入300多万元，而省医院一个月职工的工资总额就超过了6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不想办法赚钱就无法生存下去，更留不住专家，也无法更新设备和改善就医环境。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李为民说，公立医院以公益性为主的前提是政府确保足够的投入，确保医院的各项正常开支。但目前我国政府在医药行业的投入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四位，每年的投入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医院要设法留住专家，要更新设备，还要不断改善就医环境，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政府不投入，医院只能自谋出路，否则医院无法生存。
哈尔滨工业大学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专家梁雪峰认为，由于传统思维和道义诉求，人们普遍认为“救死扶伤”是政府必须无条件承担的责任。但即使是在最富裕的国家，政府都不可能包揽每一个重病患者的全部医疗费用。不过，医疗费用的高速增长并非完全合理。在目前药品支出约占医疗费用总支出50%的情况下，要消除医疗市场的药价虚高问题，解决医患矛盾，政府有责任恢复部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并对医疗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
争论四：看病为什么越来越难、越来越贵？
患者的陈述：
家住黑龙江萝北县农村的李东明是从千里之外来到省城哈尔滨看病的。他说：“过去看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头疼脑热的到乡医院就看了，稍微重些的病去县医院，省里的医院几乎就没来过。现在可好，别说乡医院了，连县医院都没有几个正规大学毕业的医生，为了看病，不管农村还是县城的患者，跋山涉水的都往省城里赶，大医院拥挤得不得了，看个病好像赶一场大集一样。医生的态度也不如以前，你刚说一两句话他就给你开单子做检查，你不走都不行，后面还有一大堆人在等着。这哪儿是看病，跟打仗似的！”
业内专家观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誉院长王桂照认为，目前我们实行的医疗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走上了歧途，表现为省、县、乡三级医疗网络被破坏，农民和一些困难群体看病难；投入不足和以药养医的体制，使医院不得不追求利润，谋求生存，造成群众看病贵；缺乏监管的医院市场化运作体系，使医患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紧张程度史无前例。
他认为，政府应通过三种办法矫正医改歧途：首先，坚持政府主导与引入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加大对医院的投入，恢复和增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其次，制定科学的区域卫生规划，完善三级医疗网络建设，构建以乡镇医院和社区医疗为基础的基层医疗网络，并给予这些机构正规公立医院的投入和政策，吸引人才到那里工作；最后，改革目前以药养医的体制，加强对药价的监管，遏制药价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