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中国办事处代表雷若舟
三联生活周刊：8月您将结束在中国4年的任期，回到联合国总部。现在，中国的艾滋病流行情况出现了怎样的新趋势？
雷若舟：血液感染途径正在艾滋病人比例中下降，注射吸毒和性正在成为中国艾滋病的主要成因。
今年下半年将出台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中国政府共同做出的评估报告体现出：由于中国政府对血液流通有了更加有效、强硬的措施，因输血感染的病人正在减少。而因注射吸毒和性渠道感染的比例在增长，这样的情况与欧美各国艾滋病流行情况逐渐趋同。艾滋病对于中国不再是单纯的疾病，它成为社会问题。血液渠道的传播比较明显，地域也较为集中，政府可以控制。但是吸毒人员和性渠道则非常隐蔽、分散，而且传播力更强，这也是全世界都感到困扰的复杂难题。也就是说，中国以往纯疾病防御的理念不再适合解决艾滋病的问题，现在应该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入手。
三联生活周刊：“非典”后，中国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的开放有效果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这几年中国的防艾工作中做了什么？
雷若舟：温家宝总理在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并戴上红丝带，确实是中国艾滋病政策改变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我们已经敦促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好的承诺。这有两个明显效果：一、艾滋病可以公开讨论；二、对于艾滋病这样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寻求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但是2003年我来到中国看到的问题，有很多现在依然令人担忧。我希望更好地让人们理解中国艾滋病的现状，感染者是谁？他们在哪里？中国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合作了3份评估报告，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希望对现状有所分析和解释。这样，我在向吴仪副总理解释的时候，只要告诉她，疫情、已采取的措施、挑战三项内容就可以了。
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中国出台了“新五年计划”，目标数字是2010年将感染者数量控制在150万人以内，比起上一个五年，有什么转变？您如何看待这几年中国控制新发感染量的工作？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出现了转折点？
雷若舟：这个计划对于艾滋病的流行情况有了更好的了解，除了河南，云南、广西、新疆、广东等省份携带者数量增长速度也都很快，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到位，控制在150万人以内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确保血液安全方面，政府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由于性和吸毒，艾滋病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我们的工作重点也在转变。这就是，如何改变高危人群的行为？仅仅依靠卫生组织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中国的非卫生组织能够一起加入到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中来。欧洲的先进经验是，在教育领域，提高大众的知晓能力，让名人慈善、感人的报道、感染者本人对大众进行宣传。你知道，越是细致入微的报道，读起来越能消弭恐惧和歧视。但是对于性工作者和静脉吸毒者的工作，将起到更大作用的则是司法、执法部门。
三联生活周刊：非卫生组织的参与为什么开始被强调？当艾滋病从单纯的疾病变成社会问题，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司法、执法部门的工作如何进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非卫生组织的领导方面有哪些经验？
雷若舟：这是全世界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最敏感、最棘手的地方。我们知道，性交易和注射吸毒在大多数国家都被认为是违法行为。因此这些人很难被政府发觉，更加困难的是，如何让中国的行政、司法、执法部门，处理那些违法者所处的情况。很多防治艾滋病项目要对性工作者进行教育和宣传，先要使执法部门理解、接受防治的理念。随着注射吸毒、性交易的比例增长，中国有越来越多防治艾滋病的项目，必须建立在多部门合作的基础上。泰国、巴西的多部门合作就令人满意，社会对于艾滋病抱有开放、积极的态度。不过我很高兴，对于各级非卫生部门的培训在中国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还需要继续。
三联生活周刊：公民社会组织在中国抗击艾滋病的行动中占什么地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如何协调草根组织与政府行为的关系？
雷若舟：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防治艾滋病成功的国家，都离不开4个条件：1.政府的承诺，这一点中国政府在“非典”以后做出的承诺非常令人满意；2.多部门共同合作参与，我想中国也在提高这方面的成绩；3.强有力的国家资源支持，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不成问题，中国在过去几年“防艾”工作中投入的力量非常可观；4.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第4点显示出目前中国“防艾”工作的局限性。性工作者、吸毒者、男同性恋，对于这些边缘人群，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控制管理。谁能找到并接触这些人？以往的性工作者、戒了毒就是好人选。他们提供有效范围内的精确信息，并能为“防艾”事业服务。政府对于草根机构的管理和领导也是成功的。在2006年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中，中国有4个草根机构都派出代表出席，他们的工作非常优秀而艰苦。据我所知，男同性恋组织是“防艾”工作中参与度最高的人群，他们大都在意自身的健康，有很好的工作能力，而且确保工作独立，不会把工作和私生活混淆。中央政府对于“防艾”有很强的资金储备力量，这些可以解决问题的资金会发给地方，而且政府给想为“防艾”工作的人提供了新的机会。而如果有故意制造麻烦的人，我认为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现行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给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了哪些困难？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于正在改进中的医疗体制有哪些建议？
雷若舟：我在中国这4年看到的不仅是中国“防艾”大环境越来越开放，中国人对于公共健康、卫生政策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几个应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方案，世界卫生组织今年5月底也会进行讨论。医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很难从某一个角度建议。很多独立的领域，诸如城市和农村公共卫生条件的差别，流动人口的医疗，政府机关与私企的不同，医保机构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些都很重要。在现行医疗体制下探讨防治艾滋病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治疗费用。中国政府现在的政策可以解决一部分。这就像击球游戏，你先打哪个球，这是策略问题，中国的医疗体制现在还在解决基本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上现在有许多项目正在为中国防治遏制艾滋病的计划做出努力，您怎么看待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效果？其中，国际组织、中国政府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各自扮演什么角色？
雷若舟：我相信国际组织正在和将要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政府的措施以外，国际组织是很好的补充。现在有很多有争议的项目，比如让吸毒者用使用过的针具来交换新针具，还有安全套推广活动，都是由国际项目组织第一个做出的尝试。这些项目常年在全世界提供资金和技术来防治艾滋病，他们推广的经验和实践，都有良好效果，且容易被接受。联合国有许许多多的合作伙伴，比尔。盖茨基金、英国文化教育处、全球“防艾”组织等都常年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共享。而他们对于每次的项目设计、督导、评估等，也需要我们来沟通、支持。我们在国际项目组织和中国政府之间牵线搭桥，协调多方关系，避免互相覆盖。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您接触到政府各级官员、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各种项目的工作人员、普通病患，并访问过许多地方，卸任后，您如何向联合国总部的同事们描述中国“防艾”情况？您的继任者又能从您这儿得到什么忠告？
雷若舟：我记忆中有一幅印象深刻的画面，是和温家宝总理在一起。我们到武汉的一个戒毒所去考察，他说，对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不能当他们是罪人，他们也是病人。中国领导人很善于倾听，有很强的能力，而且他们自己也有许多好主意。没有这些努力，中国“防艾”工作不可能在这几年进展这么快。因此，我希望我的继任者明白，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驻华国家协调员，你首先应该学会倾听。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应该不断地进行自我评估。因为中国的变化是这么快，你必须随时掌握，你的工作是否是相关的，有用的，并且不断地将各种信息在工作中反馈出来。-
雷若舟简历
自2003年3月到北京担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国家协调员以来，促进了防治艾滋病的政治承诺；增强了艾滋病监测和战略信息；扩大了艾滋病的预防、治疗和关怀；增加了国内和国际社会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资金投入；更好地推动了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协调。
雷若舟博士的专业领域包括：方案规划和协调、预算和财务管理、业绩监测和评估。
来北京之前，雷若舟博士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日内瓦总部任职5年，曾在联合国多个办事机构任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巴基斯坦和不丹廷布办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也门办事处，以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日内瓦办事处。
雷若舟博士获得美国Tufts大学Fletcher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以及芬兰Abo Akademi大学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雷若舟来自芬兰，已婚，有两个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