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院尽带“黄金甲”。因为与一死亡患者的家属发生医疗纠纷，位于深圳平湖的山厦医院出了个怪现象——连续数日，该院全体医生护士都戴着钢盔上班。不仅值班医生在诊室内戴着钢盔给病人诊断，连护士也不戴护士帽而用钢盔代替。
医院其他工作人员，包括杂工和财务人员也戴上了钢盔。（12月25日《广州日报》）
近年来，有关医患关系紧张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甚至曾有医生被伤害的不幸事件发生，然而，导致医院方采取如此极端保卫措施却是第一次看到。
“医闹”的出现，大多是医患关系紧张与患者救济路径匮乏的产物。有资料表明，一些非法的要债公司，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与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后，以帮忙出面摆平事件为借口，在与患者或患者家属达成分成协议后，以患者家属身份出面，参与纠纷的调解。显而易见的是，在具体过程中，一些极端化举动或无视民权的行为也使“调解”走向反面，以至于出现“纠纷扩大化”的局面。
不可否认，今日中国的转型同样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尽管充分博弈会使社会进入一种最优的状态，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对“弱者”的维权，还是对“强者”利益的维护，都应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法律若不能坚守博弈的底线，任何社会力量都可能会被异化。
从这方面说，患者家属要想讨回“说法”或者“公道”，最理想的途径是通过法律来兑现，而不是通过“人多势众”来实现。当公民的权利必须通过“人多势众”来实现，它同样意味着法律被漠视，而这种漠视将使每个人都置于弱势的地位与不确定的前途。
让“天使”穿上盔甲，虽是权宜之计，却也局部见证了社会在应对“日常冲突”时的捉襟见肘。这既可能源于观念上的误区，也可能始于公共政策的某种失灵。无疑，当我们放弃或荒废于在制度上寻找保护，转身奔向了头盔，并且“连续数日”以戴钢盔自卫，更意味着这是一种“买椟还珠”式的救济。虽然头盔与制度都是我们为自己创造的用于自我保护的器物，但是，“弃制度而择头盔”是一种短视的抉择。显而易见，制度可以主动规范人的行为，其指向是所有公民，而头盔却是一种被动的防护，它只保护少数人，而且将他们与大众隔离，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是对暴力行为的某种唆使。
在网上看到美丽的护士们头顶钢盔的图片，不禁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写在《小王子》里的那段无限凄美的爱情——为了让心爱的玫瑰花不被绵羊吃掉，小王子决定“给花画一副铠甲，给绵羊画一副嘴套”。
当然，这只是童话。在现实生活中，玫瑰花仍是要在自由的空气中成长，就像生活在共和国的每位公民，他们既包括患者，也包括医务人员。理想状态是，患者进医院时不必在内心全副武装、担心受到“大处方”的盘剥、提心被医疗事故“草菅人命”；同样，医生也不必担心遭受患者的“医闹”。虽然偶有冲突与摩擦，每个人仍可以通过制度寻求救济，可以穿着便装生活——因为合理的制度安排、无所不在的法律的威仪便是保卫公民的盔甲。比如，可以设立中立性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以缓解患者与医院的直接冲突等。
法治是公民最好的铠甲。
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成长，就在于不断地通过法治建设，使玫瑰可以卸下钢盔，可以告别那种备战状态。显然，那种依靠公民个体或少数群体进行单打独斗的自我保卫，都不是社会自救与自卫的最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