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15日上午的综合报告厅，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针对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癌症靶向治疗作了精彩的报告。虽然会场爆满，但这场报告的魅力足以使很多人虽辛苦站立，仍乐此不疲。
吴教授介绍，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采用各种“武器”来治疗癌症，无效率高达70%～100%，因此，寻找能预测从特别治疗中获益的特定分子显得尤为重要，生物标志物因此成为近年来的热点。一个因素可能同时具有预后和预测的价值，这增加了生物标志物评价的复杂性。例如，在乳腺癌中，HER2neu蛋白既是预后因子又是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治疗的预测因子，21基因检测可用于预测远处复发和检出有效患者，UGT1A1可预测伊立替康的毒性等。但是，对于分子标志物的检测方法，目前仅免疫组化（IHC）、荧光原位杂交（FISH）和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在临床常规使用。
在肺癌的生物标志物中，目前成功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其可预测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疗效，预测化疗或疫苗（如MAGE-A3）疗效的生物标志物正在研究中。
对于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RRM1和ERCC1是术后生存的决定因子。对于接受完全性切除术的NSCLC患者，若ERCC1阴性，则提示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反之则不能。而且，对于EGFR-TKI的生物标志物检测，须将敏感突变指标和耐药突变指标（如c-MET或T790M）结合起来。此外，KRAS基因也是肺癌的一个分子预后和预测指标：KRAS突变者手术预后差、顺铂+长春瑞滨辅助化疗疗效差，且对TKI治疗缺乏敏感性。
对于肿瘤特异性抗原MAGE-A3，一项Ⅱ期临床研究分别采用MAGE-A3 抗原特异性肿瘤免疫（ASCI）和安慰剂治疗MAGE-A3阳性ⅠB或Ⅱ期NSCLC患者。利用MAGE-A3筛选的标本，研究者采用基因谱的方法进行基因分析。研究者通过预后因子信号分析发现，ⅠB期NSCLC复发率非常低，预测MAGE-A3疗效的信号分析则显示，MAGE-A3 ASCI治疗可能相对改善了患者的复发危险。但仍须进一步开展Ⅲ期临床研究加以确定。
最后，吴教授将未来生物标志物在个体化医疗中的应用形容为一个公式：患者药物反应≈疾病的基因标志+生物标志物（有效性、毒性）+药物标志物+影像标志物。因此鉴别和确定生物标志物是一个须花费多年时间的复杂过程，NSCLC的生物标志物仍面临着许多困难。那么，肿瘤生物标志物这艘船何时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也许只有等正在睡觉的舵手醒来，答案才会揭晓。
创新研究：亚洲发展之路
在10月15日上午的创新研究报告厅，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莫树锦（Tony Mok）教授作了关于亚洲国家如何开展创新临床研究的主题报告。
莫教授指出，一项好的临床研究应该能够使患者、研究者和赞助者三方均获益。对于患者来说，参与临床试验最重要的目的是寻找治愈疾病、延长生命的希望；对于研究者来说，对科学的探求是首位动因；而对于赞助企业来说，则主要是由药物注册等因素所驱动。因此在临床研究的设计阶段，我们就应尽量考虑到三方面的诉求。
在临床试验的开展阶段，一项优质的研究不仅要有患者资源，还需要智力投入及资金的支持。自2002年到2008年间，中国临床研究数量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印度及新加坡。莫教授指出，中国有充足的患者资源、拥有大批有智慧的研究者以及快速发展的制药产业，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而我国现实中的矛盾之处在于，企业对于药物研发（R&D）的投资并未与销售量成比例增长。理论上，研发投资应占到一个制药企业收入的12%~15%.而目前国内许多小型制药企业的研发投资较少，但销售量占有较大的份额，相比而言，国外制药企业在我国的研发投资较多，但所占有的市场相对较小。
莫教授介绍，从1997年至2009年，中国香港大学临床肿瘤部已逐步发展为独立的癌症中心，正在开展的各类癌症研究总计有34项，与吴一龙教授等合作完成的IPASS研究结果业已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莫教授强调：“开展优质的临床研究，需要的是内部组织的优化、合作、愿景和机会。如果我能做到，相信你们也可以做到！”
孙燕院士在莫教授的演讲后鼓励与会者，中国的学者应开拓进取，把自己的想法转化为高质量的临床试验，让中国的临床研究走向世界，真正奉献出高水平的、对世界临床实践有影响的创新型研究。
甲状腺癌 临床诊疗存在不足
北京协和医院林岩松教授在题为《分化性甲状腺癌的诊治进展》的报告中指出，由于甲状腺癌具有发病率低、生存期长的特点，因而没有引起临床肿瘤界的足够重视，进而导致我国甲状腺癌临床诊疗存在以下不足。
①尚无甲状腺诊疗指南。②各地诊疗水平参差不齐，术前诊断缺乏统一标准，细针穿刺活检（FNAC）普及率及应用率均不高。③外科治疗缺乏统一规范，手术术式繁多，术中淋巴结处理原则有待统一。④术后医嘱交待不详尽、科学、准确。⑤临床医师对术后管理认识不到位，缺乏相应管理策略。⑥术后碘（131I）治疗适应证及治疗剂量存在地区差异。⑦随诊不规范，致使相当数量的甲状腺癌患者从可治愈转为不可治愈。
令人欣慰的是，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及核医学分会对国际相应指南的中文版进行了广泛解读，核医学分会治疗学组组织编写了《DTC的131I治疗规范初稿》。
目前，在国内临床甲状腺癌诊疗方面，相关学会应组织外科学、肿瘤学、核医学、内分泌学、放射治疗学及病理学科专家组成甲状腺癌工作小组，制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甲状腺癌治疗指南，以规范我国甲状腺癌的临床诊疗。
肿瘤营养支持 营养风险评估是关键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欧阳学农教授在题为《营养支持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应用》的专题报告中强调，“营养风险”是指现存的或潜在的营养和代谢状况所导致的疾病或手术后出现的相关临床结局的机会。须要注意的是，该定义中强调的营养风险是指与营养因素相关的，出现临床并发症的风险，而不是出现营养不良的风险。
对于放化疗期、肿瘤终末期患者是否须接受营养支持治疗，目前尚存在争议。营养风险评估是临床选择营养支持治疗的关键。营养风险筛查是指通过主动评估患者的营养风险，预测患者临床结局，监测患者使用临床营养支持的效果。
营养风险筛查评估包括人体测量（体质指数）、疾病结局与营养支持的关系、近期体重变化和近期营养摄入变化四部分。营养风险筛查在预测营养风险和患者对营养治疗的反应方面，具有其他工具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欧阳教授表示，有理由相信，未来，临床营养支持治疗将逐渐受到临床肿瘤医师的重视，与分子靶向治疗、肿瘤疼痛治疗等手段共同造福肿瘤患者。
CSCO血管靶向治疗专家委员会成立
2009年10月14日，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血管靶向治疗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厦门正式宣告成立。委员会由李进、韩宝惠、徐兵河、沈琳、张力和江泽飞6位专家联合提议创立，旨在积极推动开展抗血管靶向领域的研究，提高广大医师对抗肿瘤血管靶向治疗理论的认识和促进临床实践中的运用，并借助CSCO的影响力，由点到面地带动抗血管靶向治疗领域的发展。
据CSCO秘书长秦叔逵教授介绍，抗肿瘤血管理论于上世纪70年代被提出，近年来以贝伐单抗为代表的抗血管靶向药物在临床实践中获得成功，为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多种实体肿瘤患者带来确切的疗效和显著的生存益处，并带动了整个领域的蓬勃发展。目前美国肿瘤处方中有60%～70%含有抗血管靶向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