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打工
钱宁 医学教 育网收集整理
打工的滋味。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人，在美国社会是很难保持中国传统文人式的狂傲和清高的。
一位朋友从日本写信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大学时，"嘻嘻哈哈"；到了社会上，"哼哼唧唧"；如今到了国外，便都"唉唉呦呦"了。这"嘻嘻哈哈"，说的是大学生活的散散漫漫；这"哼哼唧唧"，说的是走入社会后的诸多不满；而这最后的"唉唉呦呦"，说的是在国外的打工生活 摘自： 医 学教 育网www.med66.com 。 [医学教育网整理发布]
尽管有不少文章将国外打工生活描绘得相当诙谐、洒脱，并将其赞扬为西方年轻人"自立"精神的一种体现。但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现实中打工本身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愉悦的。
"你一刻也别想闲着。"一个人工智能专业的33岁的博士生说。他曾在一家中国餐馆里洗过盘子。他一天干两个小时，每次去的时候，碗池里的盘子都堆得跟小山似的。两小时里，他就是不停地洗也洗不完。洗了才两天，他的手就全脱皮了。他还说，那个中国餐馆的老板，是他平生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坏人。老板对打工的学生常常骂骂咧咧，曾没什么道理地解雇过一个女孩子，只说是她的"头发太臭"。遇到美国节日，这个老板不让打工的中国学生休假，说什么那是人家美国人的节，咱们中国人不过；等到中国春节时，他又说这是在美国，别想过什么中国的节日了。要是真找他要假，他就会解雇你。而且，这个老板平时喜欢沾花惹草，常说自己挣钱都拿去"养鸡"了。 摘自： 医 学教 育网www.med66.com
在纽约时，我还碰到过另一对以打工为生的年轻夫妇。他们是广州人，以前都在外贸公司工作。1983年在亲戚帮助下，以"留学"为名来到美国。来后第三天，正下着雨，他们就被放在纽约街头，开始自己谋生。他们租下了一间地下室，当晚，在一群老鼠的"唧唧"声中，睡在一堆旧报纸上。大雨滂沱，他骑着自行车给一家人家送货，由于雨太大，在骑上一个坡时，连人带车一起跌进了路旁的沟里。最后，他只好推着车爬上高坡。送完这趟货，当他浑身湿透地回到那间地下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而这一晚，他得到的小费只有25美分。
对这一代中国学生来说，"打工"如同是又一场"再教育"。不同的是，当年，他们在农村所经受更为艰苦的劳动锻炼时，多少还有一种沉浮于政治运动的悲壮；如今在美国打工则完全是一种迫于生计的无奈。不管在国内多么的风流倜傥或多么的抱负不凡，到了美国，如果没人供养而又别无长技，为了谋生，就得去打工这是一点也抱怨不得的事情。
从中国读书人一下变成美国"劳动人民"，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使不少虽然经过"劳动改造"而潜意识中"社会等级"观念仍很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备受冲击。
在一次中国同学会晚会上，一个女留学生一见面就自嘲地告诉我，她是直接从餐馆来的，浑身都是菜油味。她以前是学美学的，现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我现在白天什么都不想，不过，有时夜里会做一些不愉快的梦，心里压抑着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她说。
另一个过去写过不少报告文学的40多岁的知名记者说，当他一个人穿着雨衣、雨靴在一家中国餐馆潮湿的地下室里发豆芽时，他只能一面将这一切作为一种"生活"来体验，一面默诵孟老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名言来支撑自己的精神。
不过，这场美国式"再教育"，也使历来具有生存依附特性而又长期习惯于社会主义"铁饭碗"制度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社会价值。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人，在美国社会是很难保持中国传统文人式的狂傲或清高的。
一个以前搞文学的28岁的朋友1990年出国留学，原本是为了"换一种活法"，出来一看，"外面的世界"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学没怎么上，工倒是打上了。后来他在一封信中感叹说："在中餐馆洗了几天盘子，那数目大概抵得过此生在家中偷懒欠下的数目。'蓝领'一翻，多少脱了点浮躁心态和消极意志。"
另一个学经济的30多岁的留学生说，初到美国时，他有一年的奖学金，那时，他颇有一种"精英意识"。学校有关中国经济的大大小小的讨论后，他都参加，并常在会上舌战群儒、语惊四座。一年后，奖学金没有了，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是多么渺小和可怜。他不但无法继续读书，而且，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无奈，他只好到一家中餐馆打工。每天的工作是"拆鸡"--把整个一只鸡分解成鸡翅、鸡腿、鸡胸脯。当年的"精英意识"就此全消。
的确，打过工的和没打过工的就是不太一样。"六·四"之后，海外"民运"出现了一批"明星式"的"领袖人物"。不少人的言行做派很快受到了早些年出来的留学生的非议。有意思的是，其中一种非议是说："那些人连一天工都没打过。"
中国留学生所谓的"打工"，从做家务看孩子，到收垃圾、抬死人，几乎无所不包。不过，最常见的是在中国餐馆里工作。在美国，中国餐馆真是多如牛毛。高速公路旁的每个小城里大概都会有一两家中餐馆。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每家中餐馆都挂出中国国旗的话，中国早就成了"日不落帝国"。
美国的中餐馆大都是台湾人开的，也有香港人、新加坡人、甚至越南人开的。近年来，渐有由大陆来的中国留学人员开办的。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情。一个迈阿密某大学的访问学者，来美的第一年里，天天拎着一个公文包，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第二年，与人合开一家餐馆，于是，从此便天天拎着那个公文包一本正经地到餐馆上班去了。
不少中餐馆都形似碉堡，四面无窗，似乎是想叫客人一进去就吃它个昏天黑地。里面则大红大绿、富丽堂皇，显示出一派不受美国主流文化影响的浓重的东方传统气息。
走进任何一家中餐馆，几乎都能碰到大陆来的男女服务员。一问不外乎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这现象和一些统计数字表明，这三大城市近十多年来中国留学人员的主要来源地。
尽管都是中国人，但来自天南地北，馆内有时免不了会有"国内斗争"。一位北京来的姑娘曾抱怨说，她打工的那家中餐馆里的几个上海人如何如何地坏。她刚去时，那几个上海人对她爱搭不理的，不愿意帮她。有了好的客人，引座的上海人一定会将客人引到另一个当服务员的上海人那里。后来，餐馆里有了个空缺，那几个上海人拼命向老板推荐另一个上海人，生怕那个工作被别地方来的中国学生抢走。
如果不是在中餐馆，而是在美国快餐店里打工，有时就不只是有"国内斗争"，还可能会有"国际斗争"。
一个在休斯敦一家意大利烘饼店送过比萨饼的留学生说，他那时和一个墨西哥人、一个越南人一起打工，那个墨西哥人早来两个月，熟悉情况，知道哪些区好，小费多；哪些区差，常常得不到小费。本来按规矩，订单来了，轮到谁送就谁送，可那个墨西哥人常常偷偷将好的订单留下来，把坏的订单分给他和越南人。不过，有时也会弄错。有一次一个教堂来了一个一百份的订单，那个墨西哥人抢着去了，忙着装车忙了半天。可回来时，却垂头丧气，嘴里骂骂咧咧，原来一个小费也没得着。他们开始完全被蒙在鼓里，后来知道了，差点和那个墨西哥人打起来。
在中餐馆当服务员，老板所付的工资一般很低，往往每小时只有一两个美元，收入主要来自顾客的小费。因此，最令服务员愤怒的就是顾客吃饱饭后一分小费不给就溜了。他们把这称为"打铁"。一个在西雅图读书的28岁的留学生说，他在一家中餐馆找工时，就碰上过这类专门不给小费的顾客。有一次，来几个南美人，要了一桌子菜，吃完后，扬长而去，一分钱没留下。过了两天，这几个南美人又来了，他仍然为他们服务，结果，他们最后又是一个小费没给就走了。等到他们第三次来的时候，他气愤了，拒绝为他们服务，并当面告诉他们："No tip, no service."（没小费，没服务。）当然，有时也能碰到给小费慷慨的顾客。他说，有一次，一个黑人兄弟来吃饭，要了8美元的菜，吃完后，留下了10美元小费。他向这位黑人兄弟表示感谢，黑人兄弟回答："我刚找到一份工作。"
当然，打工生活中，也有欢欣温馨的时刻。
打工的中国学生里，常常藏龙卧虎。一个在密歇根首府兰辛市一家中餐馆当服务员的25岁的女孩子说，和她一起打工的有一位过去歌舞团里的歌唱演员。这个人有一副好嗓子，时常情不自禁地在厨房里引吭高歌，从杨子荣的"穿林海……"到胡传魁的"想当初……"，都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不过，他唱得最好的还是："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一个在圣路易斯市一家中餐馆端盘子的24岁的留学生说，他打工的时候，遇到过一对美国老夫妇。他们两人每周三晚七点钟准时来店里吃晚饭，总是坐在同一张桌子，叫同样几个菜，最后留下同样数量的小费。几年来，一直是如此。有时候，这对夫妇计划外出旅游，事先一定会和他们服务员打招呼，告诉他们自己要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来。这对老夫妇是店里最受欢迎的顾客，也成了所有服务员的好朋友。
据很多打工的人说，打工最兴奋的时刻，是劳累一天后，晚上在灯下数挣到的现金。在餐馆里端盘子，连工资带小费，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拿到一百美元，少的时候也能有个六七十。"那都是美元呵！……"一个一直打工的女孩子跟我感叹说。她说，只有点钱的时候，她才会觉得受点苦还值得。
在几年的留学生活里，我遇到过不少四处漂流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是一对流浪的夫妻。两人都三十多岁，以前在北京一家英文杂志社当编辑。1987年，他们一起出国，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所大学学传播学。刚出国的时候，一切都那么顺。他们一到学校，便住进了租金便宜的学校学生公寓，当地教会组织还送来家具，那时，两人各有一份奖学金。两年后，硕士学位拿到了，但两人的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他们双双到一个加油站打工。妻子值白班，丈夫上夜班，两人一上一下，整天不在一起。时间一长，他们感到这样下去不是事儿，想找个有奖学金的学校继续读博士或找个工作。于是，他们开始流浪。两人开着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沿途住在朋友的朋友家里，打听学校，寻找工作。他们经过密歇根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结果，两人的情绪都很沮丧。而且，男的因为吃一种便宜的以豆子和玉米为原料的墨西哥快餐吃得太多，开始过敏，脸上和身上的皮肤都红肿起来。
他38岁，是另一个四处漂流的中国学生。我是在一个小城的集市上碰到他的。他在那里摆地摊，卖各种中国小工艺品。他也是北京来的，以前在一家经营工艺美术品的外贸公司工作。1988年出来读书，书读了一阵子，有些读不下去了，一时又找不到其它事情做，他便决定自己摆地摊。他从国内进了点货，开始在附近小城的集市上卖。后来，听说哪里有集市，就往哪里跑。最后，他干脆买了一辆旧面包车，把全部家当都装了进去，根据各地方不同的集市日期，安排好路线和时间，一年四季，从夏到冬，由东往西，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他整天睡在车里，吃饭每顿从来不超过3个美元。我问他生意怎么样？他说，还过得去，能混口饭吃。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有一次运气不错，一个星期赚了一千多。
相比之下，处境更为艰难的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暂时无法回国的流亡人士。他们大大都有些知名，年纪也较大，在美国已不能像年轻人那样靠读书居留，以打工谋生，而只能凭借自己的一点名声，每年找个大学做一年或半年的访问学者，领一份资助。他们几乎永远无法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常常今年九月刚到这里住下，就开始为明年九月到哪里去而犯愁。有的人几年下来，全美的大学都要转遍了。好在美国大学多，大大小小近三千。著名的大学去不了，就去一些不那么著名的大学。
国内一位老先生说，如今，留学生之外，又多了一类"流（exile）学生。"
美国是一个充满了生存压力的国家。这种以失业、贫穷、甚至饥饿的威胁构成的生存压力，是一进入这个社会就能感受到；一走出校园，便会更深切地体验到。
许多中国留学生能够通过考试，能够读下学位，能够吃苦打工，但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迈不过这一道门坎，留美的生活就会一下子变得严峻和残酷起来。
工作，是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生活中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有了工作，不但意味着有了以汽车、房子为标志的舒适生活，还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承认；相反，没有或失去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或失去这一切。你因此会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美国一向是一个不同情而且看不起任何失败者的社会。
虽然，幸运地找到满意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但留学生中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显然不乏其人。特别是一些学文科、理科等不太实用专业，以及年龄较大的留学生，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就更难了。
说起来，中国留学生找不到工作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外国人或新移民，尽管受过高等教育，但由于种族、文化和语言等等背景因素，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很难真正融入校园之外的美国社会。
而对生存的压力和失业的困境，不少中国留学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以前在国内，似乎个个都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少有人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到了美国后，领略到求职不易，有一份正式工作后，往往表现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吵不闹，任劳任怨。
他是我在校园里见到的最感心满意足的一个中国留学生。
他29岁，江苏人，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1998年来美自费留学。因为交不起昂贵的学费，他来后进不了好大学，便先转到邻近一所社区大学去读书。他说，最穷困的时候，他兜里只剩下10美元，一个人坐在街头发愣。后来，在一个华人教授的帮助下，他在大学生物系实验室里找到一份工作。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伺候一大群小白鼠吃喝和涮一大堆试验用的瓶子。老板每月给他的报酬只有七百多美元。尽管钱少得可怜，可他并不在乎，几乎是没日没夜、没节没假地给老板干。他一心想保住这个工作。看到许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找不到工作，他总是说自己真的太幸运了。
为了能留在美国，中国留学生接受低薪工作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在美国在大兴安岭的实验室里，大家都知道雇佣中国学生便宜，往往雇一个美国研究生的钱有时可以雇两个中国人。
不过，有时事情会走向极端。
1993年3月，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揭露出一桩令人震惊的"现代奴工案"。
一位来自中国的姓杨的40岁的女访问学者，从1990年3月到1992年8月，在西北大学心理实验室工作了整整两年，未得分文报酬。1992年8月13日，在询问有关报酬待遇之事后，她居然被雇用她的另一位研究人员拳打脚踢，推倒在地，最后因受伤而被送进医院。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几天后，她被美国老板解雇了。
这位女访问学者原是北京一所中医学院的技术员，1990年来美。根据协议，她将在西北大学的心理实验室工作三年，每年的工作报酬有12000美元。但在她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她实际上没拿到一分钱。因为怕得罪美国老板而搞坏关系，两年里，她不敢抱怨。为了谋生，她只好下班后再到学生宿舍的餐厅里去切菜洗菜。
这桩"现代奴工案"揭露出来以后，在西北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中引起义愤。最后，西北大学同意一次性支付给这位女访问学者32000美元的赔偿费，不过，这次这位女访问学者变得不那么好欺负了。她没有接受学校的调解，而是聘请了一位律师，到法院去状告西北大学。
一首流行歌曲里唱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其实，后面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外面的世界也很残酷。"
这种外面世界的残酷是容不得半点中国文人式的浪漫。诗人顾城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顾城是当年"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1986年赴新西兰，在奥克兰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和妻子谢烨一起搬到一个荒凉的海岛，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1993年8月，香港一家刊物发表一篇描述顾城海岛隐居生活的文章。在文章中，顾城的隐居生活被描述得充满浪漫情调：他在岛上遍尝花草，剥食牡蛎，荷锄种菜，养鸡下蛋，似乎完全陶醉在大自然中，忘却了纷乱的人类社会，俨然成为桃花源中之人。
然而，就在这本杂志还放在大学中文图书馆的杂志架上时，1993年10月11日，一个惊人的消息通过电讯传遍了世界：顾城，这位一向有着"童话诗人"之誉的诗人，竟然用斧子劈死妻子，然后自己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导致顾城悲剧发生的因素可能会有许多，诸如，婚外的恋情，诗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等等。但是，在所有具体原因的背后，最致命的大概还是巨大的生存压力。顾城在岛上的隐居生活实际上一点也不浪漫，他在现实中完全陷入绝境。他无力抚养妻子、孩子，甚至养不活自己。他有时在市场上为人画速写素描挣点钱，而全家生活则主要靠他妻子谢烨卖春卷、鸡蛋来维持。正是这种生存压力，使得两人婚姻破裂，而最后竟引发了凶案。
1978年以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出了国门，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求自己的梦想，其中包括许多各界颇有成就的名人。有人很快实现了"自我"，有人却备尝海外生活的艰辛。
有意思的是，不少当年一心向往"蔚蓝色" 知识界精英，出国后，都不同程度地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幻灭。不过，这种思想情绪的转变，与其说是认识境界的提高，不如说是对西方社会的冷酷一面有所感受。而且，这当年的向往和如今的幻灭，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事，与实际西方社会几乎无关。
"国外有许多自由，"一个在缅因州一所大学硕士毕业后一时没能找到工作的33岁的留学生说，"其中一个自由就是饿死的自由。"
这不完全是一句牢骚话，其中包含着对另一种社会的真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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