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灾区群众的内心同样遭重创，心理过激反应每天都在发生：抱怨、责骂、抑郁、愤懑、以泪洗面……一场更为艰巨的“心理救灾”迫在眉睫。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国心理学会会员王星波，他提出：“进入灾区的心理工作者必须有的放矢！”
王星波说，这场灾难带来的心理冲击几乎是井喷式的，太快太猛。因此，当地群众通常会进入四个心理阶段：一是否认期。很多人会拒绝承认它，会麻木、晕厥、晕死，这是身体防御机制在起作用，试图阻断与外界的联系。此后是抱怨期。他会出现外归因和内归因，前者怪天怪地怪别人，甚至可能产生暴力倾向。比如他会抱怨某某，为什么偏偏那个时间要把他叫进房间里来，然后就在那一秒钟地震了；还有就是内归因，拼命抱怨自己、自我攻击。第三个阶段就是抑郁期。他会非常内疚，为什么自己能活下来，亲人却离开了。他变得非常自闭、自卑。再过一段时间后一般会出现第四个阶段——接纳期，情绪趋于稳定，逐渐接受现实。
王星波说，心理工作者抵达灾区后面对不同的心理状况，处理起来要有针对性。对于否认期，最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是陪伴、轻抚、拉手、有节奏的拍打，让他回到现实中来。在否认期里做认知矫正完全没有意义。抱怨期，我们必须让他进行情感发泄，不能阻断它，最重要的是倾听和陪伴。这时如果强行做认知矫正也没有意义，说太多的大道理只会让他更自责。抑郁期，可以做一些支持性的心理治疗，比如鼓励、适度的认知，可以引导孩子画画、叠纸鹤、游戏之类，但内容一定要积极放松，千万不能鼓励他们画出家的样子啊、亲人啊什么的。接纳期，他的情绪比较稳定了，就可以完全介入了，可以畅谈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给他信心。根据个体差异，这四个阶段一定是时间不一、反复交叉的，所以，心理工作者抵达灾区后首先要对创伤做出全面评估，要做到有的放矢。
王星波说，眼下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做团体咨询，充分挖掘团队的从众心理、场效应，用积极的相互感染和暗示共渡难关。特别是学生、孩子，让他建立一种团队感受特别重要而有效，要积极引导他们做一些集体游戏。这对成人也很有用。
王星波，心理工作者只是施救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看到，大量植入社会支持系统的信息至关重要，这比心理危机干预更重要。比如政府的支持，民政、妇联、医疗、社会团体等等的爱心和保障。政府必须发出声音，正面信息要反复给到。此前，总书记和总理的亲临灾区、三天的哀悼日都是很好的支持。对孩子来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如果能发放一些玩具给他们就更好了，他们可以通过拥抱和抓拿玩具转移注意力。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也不要低估灾区人民的自信心，心理工作者必须懂得相信病人的独立性，不要扰动他的自身组织功能和潜能。我认为，心理帮助、社会支持系统、自我三者缺一不可。
王星波说，这么大的一次重创，心理疾患必然会从急性转入慢性，3个月、半年，甚至更久都有可能，心理工作者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大灾害已经对社会形成冲击，已经使很多非灾区的人民受到重创了。现在，我们心理工作者要做好面对整个社会心理创伤的准备，尤其是青少年。这次创伤可能会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等带来强烈冲击。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不断强化。而最简单的方法有时也是最管用的：仪式化的活动、团体活动、娱乐、彼此之间的安慰劝导、善待身边每一个人；深呼吸、美好平和的画面想像、适度休假放松等等。必须学会积极应对、自我调整。
王星波说，我已经注意到很多心理工作者其实已经产生了心理疾病，他们很可能是“带病”上前线。因此，对我们的专业队伍也要做评估，否则反而可能伤害病人，届时可能不是病人需要你，而是你需要病人了。专业团队之间也要相互支持，相互倾诉。如果观察到这样的状态，要做及时督导。总之，在这场重大灾难面前，显性、隐性的心理疾患都将长期存在，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树立战胜它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