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耀华在他2007年6月26日下午4时发布的博客里，替自己的弟弟感谢大家。
他的弟弟，相声大师之子、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在3天前的黄昏时分，因心源性疾病猝然离世。
笑星的最后时刻
侯耀文和体检中心终于约好了6月19日的体检，这一天是2007年的6月17日。这个由于他“工作忙，内蒙、广州、全国跑”而耽搁了一年半之久的体检，最后以19日下午侯耀文在电话里向体检中心致歉而没有完成，因为工作忙，他失约了。
无论是体检中心还是笑星本人，都没有想到，这次现在看来万分必要但未能实施的体检，成了他生命中最大的遗憾。
侯耀文本人没有心脏病、糖尿病和心血管病史，侯家也没有家族史。他的猝死，医生初步诊断的结果是，侯耀文死于突发心源性疾病所造成的大面积心梗。可怕的是，这一疾病最佳抢救时间只有转瞬即逝的4分钟。而司空见惯的长期疲劳和精神抑郁、生闷气都有可能造成这一疾患。
侯氏日程警示
虽然侯耀文本人一向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他的亲友也说从来没见他吃过药，但是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同为相声界的领军人物，半年前马季去世时，哀叹之声为：咱们的相声界，再也死不起了。而现在除了对于相声界人才损失的叹惋，更多人的注意力则被引到这位成熟、成功、中产以及事业家庭不能兼顾的男性身上。
如果不仔细观察，看不到侯耀文的沧桑：
满头白发被染得乌黑，有次染发过敏还剃成了光头；疲惫而下垂的眼皮，因为在舞台上要“有神”被割成了大眼睛双眼皮；他曾经说过再忙自己每天也要睡够9个小时，再往下听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位跟铁路打了40多年交道的人喜欢坐在火车上打瞌睡，时间一长，回到家床不晃了，反而睡不着了。
他生前最后一次演出，在2007年4月12日至5月3日，那20天他带领中国铁路文工团慰问团到广州等地施工现场宣传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慰问铁路运输生产和建设一线工人。他身兼铁路文工团副总团长和说唱团团长两职，日常行政大事小情和演出、带徒，侯耀文从来没有含糊过。如果不是6月23日突然而去，那么6月24日他还会带团到武汉演出，自己也有节目。
拉出侯耀文57岁时半个月间的工作日程表，就能看到他的工作强度。
2006年9月12日从演出地山西榆次带总团坐长途汽车赴山东东营演出；
15日总团例会（已回到北京）；
16日说唱团创作会，研究新演员、新作品；
17日说唱团支部会；
19日赴山西高平演出；
20日在高平演出两场；
22日随中国曲协赴山西侯马参加侯马艺术节的演出；
24日从侯马返京，在机场休息四个小时，转机飞深圳演出；
26日返京；
27日赴济宁谈演出合同。
“致命的拳击”
侯耀文的心源性猝死，使过劳再次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对过劳关注的同时，人们更为全面地注意与他相关的每一篇报道：猝死、遗产、成就、家庭、撞车、“弟弟”、前妻们、女儿们。而焦点却不外乎：舒畅与苦恼、健康与死亡。
侯耀文曾遗憾过自己是事业家庭没能兼得。
侯耀文去世前不久，网上突然爆出他3年前离婚的所谓内幕。随后，谢东好友王朔爆出的谢东是侯耀文同父异母亲弟弟的信息，侯耀华、侯耀文兄弟俩马上成为媒体围追堵截的对像。
堵心的事还没结束，就在侯耀文离世前一个月整的5月23号，这位名人在北京国贸桥底下撞了一位女士的捷达。虽然这件事情以侯耀文的积极配合和诚挚态度很快也很顺利地解决了，但是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本刊：如果没有那么多烦心事，他能开车走神吗？
时隔半年先后走远的马季和侯耀文，因为职业相同、病情相近、同是相声名人而为人们普遍和深切地关注。不同的是，如果说马季去世时社会所关注的还只是对名人猝死这一显性事件的注意的话，那么侯耀文的不幸，则把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一些隐性的要素上。
任何非正常死亡都是巨大代价的付出，社会中坚的生命脆弱已然成为转型期的隐患。
老话题：知识分子们
在谈到脑力工作者猝死的话题时，北医三院郭丽君教授先问了一句：你知道现在知识分子猝死现象中最年轻的多大吗？随后她说出了一个数字：20多岁。
这些不幸与社会发展和科研领域日新月益的成果形成了正相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只能说社会进步中知识分子一直在付出太大的代价。
知识分子发生猝死的年龄近来年呈走低趋势，“30岁到40岁，比较多发。比前几年发病年龄明显降低”，郭丽君说。
面对中国在这一社会转型期不断蔓延的由于慢性疲劳酿成的悲剧，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973首席科学家王永炎教授十分忧虑。他认为30岁至45岁为疾病形成期，45岁至55岁为疾病爆发期，下面这个沉痛的猝死名单，甚至比他所指的年龄更为走低：
第一位广为人知的猝死的知识分子，是1982年6月15日突然离世的光学专家蒋筑英，时年43岁；
近几年的一些突发病例就更为频繁，45岁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良方1997年11月15日倒在他正授业的讲台上；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由于过度的劳累，32岁的生命永远停止在2005年1月5日的凌晨；
就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清华大学38岁的焦连伟猝死在自已家徒四壁的陋室；
同年秋天，网络精英孙德棣、38岁的网易CEO卒于9月18日；
四个月后的2006年1月21日，上海中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的生命定格在事业如日中天的37岁。
他们，都是猝然离世。
夭亡提前20年
在中国，对于社会中坚层早逝现象的关注始自1994年。这一年，国家体委研究所李力研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密度最高的北京中关村地区进行调查，提交了一份集中科院下属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共8个单位、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时间内共134名死亡人口的资料。统计结果表明：“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调查的、58.52岁又低了5.18岁。”而李力研本人也在44岁早逝。
1997年8月，中国科学院工会作了一项覆盖全国中科院系统的职工死亡调查。调查时限为1991年1月1日至1997年年末整整7年，调查对象为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
结果显示：在职科学家平均死亡年龄为52.23岁，如果不把42名超过60岁的、具有高级职称的老科研人员的去世计入其中，那么科研人员平均寿命只有51.64岁。这一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61岁。科研人员平均寿命低于中国人平均寿命10年。
能够查到的、最近的一份有关知识分子平均寿命的报告，是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13日发布的“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3》。该蓝皮书指出，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死”威胁，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下降5岁，人才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2004年《社会科学报》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2岁降到调查时期的53.34岁，这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人均寿命75.85岁低20岁。
在中国南方，深圳市近20年有约3000精英撒手人寰，平均年龄51.2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广东省人均寿命76.52岁低25岁。
死因查明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在2003年作过一项调查，知识分子因工作造成心理压力的，比非知识分子高10%，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35岁以上人群中。
郭丽君对过劳学者的发病原因进行了归类：工作压力大，精神压力导致正常的内分泌失调，殃及睡眠和食欲，他们同时成为高血压、颈椎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发病人群。他们生活中“性格都很要强，也就是平时人们说的‘自己跟自己较劲’，生活节奏紧张、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不时会产生焦虑情绪，而且他们的生活都不规律，为了熬夜就抽烟，加剧了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另外，吃快餐，不健康饮食也是发病的原因”。
社会中坚层的发病“同本不同标”，病情各异，病根却是一个，那就是高强度脑力劳动+体力活动缺乏+营养不均衡+精神压力导致的生活方式病。
人们所看到的社会给精英族群的压力，使得他们工作不分昼夜，精神没有张弛，任务没有尽头，问题层出不穷。而看不到的，却是内心的苦闷抑郁、社会的急功近利、欲速不达的焦虑和对安全感的不能确定。
而中年正是一个人体质转型的关键阶段，为了适应社会转型而不惜违背自然规律受到惩罚，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这时，无论是带来猝死的各种急症会骤然降临，一些慢性但又有可能带来心脑系统急性发病的高血压、高脂血症、高血糖等背景疾病也如影随形。
著名博主鼠尾草，在网民中已经成了职业病、过劳死和敬业的代名词。
她的先生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讲到一个例子。她和同行一行10人出差法国普罗旺斯一周时间，回国后只有她在业余完成了一本《普罗旺斯写真集》，这本书送到她的床头时，作者已是胃癌四期。“她太追求完美、太拼命，新刊创刊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这位追求完美的编辑部主任，曾经把一篇1.5万字、50幅照片的稿件看了20遍。
全面污染的生活环境
中国血液病专家陈竺2006年6月29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上任伊始，陈竺说：“13亿人的健康，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解决，加强预防和保护环境是根本。”
陈竺说此番治标又治本的话时，中国太湖、巢湖、滇池湖面蓝藻爆发已有月余，无论这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在证明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水污染即将突破湖泊生态危机最后的防线。
水利部《2006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13.5万多公里河长水质评价结果，水质低于三类水的河长占39.5%。
环保部门也发布信息，2006年，七大水系五类和劣五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整体水质为五类和劣五类水质的就达7个。
而餐饮中揠苗助长的农残、见利忘义的红心蛋、贪得无厌不规范操作处理的过期牛奶，哪一项不是科技时代与经济繁荣结合后变性生出的怪胎。
只要有利可图，生活环境的污染可谓无孔不入，与人肌肤相亲的服饰，又被曝有毒。其“毒”体现为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游离甲醛、PH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是一种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染料，在人体内扩散，可能改变人体DNA的结构、引起肌体病变和诱发癌症，它有着长达20年的潜伏期，《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禁用，但是市场上却频频现形。甲醛不光存在于家装中，服装中超标的甲醛同样造成室内环境污染，可能引发气管炎、免疫能力下降、肝或肺功能异常等。
经济快速发展的20年，经济发展的母体——环境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但是生态的恢复远非20年的时间，而在此期间，被损毁的不仅是整整一代人，还有这一代人的河流与山川。
一个健康危机时代正在向中国人走来。
前车有鉴却重蹈覆辙
国际上对于“过劳死”有着普遍的定义：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大、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终于导致积重难返并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以致死亡。
美国《时代》周刊在上个世纪末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仅1995年一年日本就有12家大公司的总经理相继猝死。这些年龄多为40岁至50岁的商界人物的猝死，在日本被明确地称为“过劳死”。
比中国更早地进入过劳死阶段的日本，现已将“过劳死”列入工伤范畴。
中国目前尚未出台与“过劳死”有关的相关法律文件，却在重蹈西方国家二三十年前的覆辙。在中国与国际接轨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街头行人的快步已经超过了繁忙的东京。
就在中国社会和经济不断进步的同时，一些早年的疑虑不再被人怀疑，因为它确实地存在于生活周围，环境污染、肌体感染、积劳成疾与猝然别离不再是偶然。可悲的是，社会还只会在“名人”的不幸中感觉到刺痛，并没有意识到长此下去，毁掉的是整整一代人和一个刚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社会。
隐私倾诉
在有着全球最多居民的国土上，参与CCTV《心理访谈》节目需要排队。隐忍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把家丑不外扬的古训彻底忘光，他们不怕自己被专家当做案例剖析给千百万人。
看到CCTV《心理访谈》门庭若市，各地电视台也竞相台出各种侧重的心理服务节目。2007年成为“心理类访谈节目年”。
王朔在沉寂了几年之后，于2006年冬季至次年春天突然爆发，每一出语，网上都会开仗，媒体一片狂欢，而且眼看着倒王之声日盛。
就是这样一位最牛、最硬、最“死不改悔”的大嘴，也有心理脆弱的时候。2007年3月10日，49岁的中年男人王朔和母亲同往《心理访谈》栏目，探讨自己与母亲间存在的问题。现场气氛凝重，谈话每至伤心处，这个“最硬的大嘴”男人潸然泪下。与王朔进行心理访谈的心理医生李子勋分析道：男人的抑郁有时会通过骂人来表现，其实王朔内心有很大的善良和爱心，但他选择了自虐和充满攻击力的方式生活。
压力下不是爆发就是毁灭，王朔终于找到一条疏浚之路。
一个肌体的病变，总是有先兆的，虽然猝死发生在短短的4～6分钟，但是如果从预防为主做起，并且学会辨识与抢救方法，还是有挽救机会的。
救命的四分钟
佘飞在6月28日的整个晚上，都在北医三院眼科一楼的大厅里演示“心肺复苏术”。
抢救车上躺着一具昂贵的橡胶人体教具。听讲座和前来咨询的患者一拨又一拨，他就大汗淋漓地演示了一遍又一遍。
他向人们讲解如何进行这项“回春有望”的按压术：
病人一定要仰卧在硬板床上或地上，否则施压后无法判断是胸腔起伏4～5厘米还是床垫在起伏；头部要侧一点，以免呕吐物呛到气管里；头部不要高于心脏水平面，以利按压时增加脑部血流。
急救者站在病人左侧，找到心脏按压时的着力点：沿两边肋弓往上找，找到胸骨中结合两边肋骨的位置——剑突。从剑突向上两个并排的手指，这就是心肺复苏术的按压点——胸骨柄。
急救者的双臂必须伸直，肘关节不能有一点弯。这样才能借上半身力量，将胸骨下半部向脊柱方向有节奏地冲击性按压。力度应该能使患者的胸骨下陷4～5厘米。它的原理是，使心脏间接受压，排空心内血液。放松压迫时，胸骨又借两侧肋骨和肋软骨的弹性而恢复原位，心脏同时被解除压迫，加之胸内负压增加，静脉血即可回流至心房，以充盈心室。
按压的频率每分钟100次，每按压30次，进行相连的两次人工呼吸，每次一秒钟，人工呼吸时一定要捏紧患者的鼻孔。心肺复苏在急救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120或999尚未来到的时间段，要不断地进行心肺复苏术。有时患者能够改善供血状况甚至醒来，但是即使没有醒来，也不要放弃努力，一直按压到急救车的到来。
致命的四分钟
在心脑猝死的急救中，时间就是生命。
心脏在心肌梗死后，就不能往全身供血，大脑也就面临着缺血缺氧的危险时刻，而脑组织对于缺氧极为敏感。大脑缺氧4分钟，就会造成脑死亡。脑死亡是判断一个生命结束的标志。
北京120急救中心主治医师贾大成从事急救已经20多年，他告诉《新世纪周刊》，在心脏骤停发生后，心音、脉搏、血压消失随即消失。此后的3秒钟是患者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的时期；第4秒双目出现黑朦，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两眼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要10？20秒就会进入室颤，由于室颤而导致的大脑严重缺血缺氧会使人丧失意识、同时会伴随抽搐；在半分钟左右患者即出现散瞳；如果不采取心肺复苏术，在一分钟内患者就会停止呼吸，有的还会大小便失禁。
脑组织在缺氧4～6分钟后将发生不可逆的损害，10分钟以上进入脑死亡。
因此，在猝死发生时，抓紧发病开始的分分秒秒进行抢救最为关键。
猝死可以预防
猝死即使来势汹汹，还是可以预防的。从专业的角度上可分为三级预防：
初级预防在没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中开展，侯耀文即属于这一类患者，有1/4的的猝死者与侯耀文一样。初级预防的具体方法是对健康人做定期体检。
次级预防应该在马季这样明知有冠心病或心脏异常的人群中进行。他们应该戒烟、控制体重、避免精神刺激、适量运动、生活规律并积极治疗原有的疾病，家里除了备有抗心律失常药物之外最好备有除颤器。
从事急救工作20多年的贾大成说，急救是全社会的事，他还有句名言：“你猝死，最好别指望120”——关键时刻只有4分钟——为此他已经为全北京2/3以上的大学进行过急救培训。
减少猝死，最根本的还是保持健康的身体，因此运动是预防这一急症的良方。
心脏病专家胡大一教授，每天身上都佩戴一只计步器。即使是开会中间两分钟的休息时间，别人去倒杯水或聊两句，他就一个人走来走去，同行们喜欢问他一句：“又走呢？今天走多少了？”胡大一看一下计步器：“7000了，还有3000步要走。”
张福春199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心脏中心作访学感受最深的，是德国心力衰竭的病人能够通过运动锻炼恢复到正常工班的状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步行，是张福春给健康人和心脏病患者开出的一张最安全的处方，他说，步行在相同能量消耗下，效率是最高的。“当然，胡大一每天一万步，是他给自己提出的高标准。对于一般体质的人每天六七千步还是必要的。”张福春补充。
心血管病人在运动时，要注意不能参与过冷或过热的运动。对于心脏病患者游泳、爬山、力量型运动、竞技运动都被禁止。中速或慢速的自行车运动则被提倡。
心脏病患者通过医生指导下的运动能恢复到病前的生活品质，甚至更高级的阶段。医生通过对“运动心电图”的分析，可以给患者制定出一个合适的运动量，在这种科学的指导下，每两周、每个月，患者都能有明显的感受。对于正常人来说，“运动心电图”还能够帮助测定人的运动潜能。
张福春向习惯以车代步、夜宴加班的白领们提醒，最好在办公室放置一辆功率自行车，或者每天定时做工间操。他有位患者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后来这位负责人每天工间坚持做工间操，并且带领全公司一起做。后来他发现，全体同事一起做操不仅健身，还能加强联谊，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沟通。
我们正在走上欧洲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老路子，
一切的弊端都已呈现，
新的生活革命正在开始
汽车，在21世纪初年的中国，有了另个一名字：代步工具。
在中国这个自行车王国里，这种机械工业制品因为各种政策的倾斜而在大城市拥有不断上升的保有量。
以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北京为例，2004年北京私人汽车保有量突破100万辆时，媒体称“汽车时代”正向我们走来，“新中国成立55年来，北京市已从‘自行车王国’进入到‘汽车社会’”。这种具有划时代气息的文字，愉快地透露出一个信息：“北京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由过去的‘温饱型’、‘小康型’开始向‘富裕型’、‘享受型’跨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北京市汽车保有量从100万向200万迅猛发展的2005年冬天，一位在30年前刚刚拿到哈佛大学MBA学位便跑到北京骑自行车转全城的美国人，兴致勃勃地在他40个小时的访华日程中，要求安排出一个多小时在北京重温一下骑自行车的快乐感觉。
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布什。
就在布什走后一年，2006年末，这座城市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244.1万辆。从那时以后，绿色奥运、人居环境、空气质量、可吸入颗粒物等词日益为人们所熟悉。
告别了自行车的北京人，并没有把因开汽车省出的时间用来改善生活质量。
而在布什的祖国，自1995年以来，中小学校一直在推行一场名为“新体育课”的运动，这项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有一个目的，通过改良体育课程的设置，吸引小学生喜爱上运动，从而改善体质。
美国人的生活，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运动消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就在于运动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社会要发展、竞争在加剧，这些都不可逆转。主动与积极是人类能繁衍至今的本能，人在不适应的生活环境中，必将调整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个时代重新寻找和确立一种新的活法。中国渐渐跌入现代化的陷阱之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对上个世纪末的生活进行过检讨。
当一个个体的生存或死亡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了社会性，那么它便不再是个体行为，它的改观也不再是一个个体所能承担的。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建立一种科学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需要有相关法律、制度的支持。
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中第4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1年以上可享受带薪休假。”之所以强调带薪休假，就是为了区别黄金周那种人山人海身心疲惫的旅而不游。
一些在中国落户的跨国公司，延用它们在国外公司的惯例，突破中国企业的传统，专门为自己的员工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提倡给员工带薪的假期、坚持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工余督促一定的健康房运动量；但这样的企业以及企业文化与中国更为广大的用工单位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社会，对于个体，社会的最直接代表就是他供职的机构。所以对于每一位自食其力的工作者，能够为他松绑的机构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单位”。而跨国公司的一系列人性化的待遇，不失为一个镜鉴。改变生活方式的重点之一，就是改变工作方式。
中国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汽车电梯加班挣钱的日子刚开始没几年，就发现了它们所带来的弊端，肥胖、体质下降、猝死的高发让人们收敛了笑容。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2005年曾经发表署名文章，来提醒中国人应该改变生活方式以应对这个时代，他说：“当前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一是缺乏锻炼，二是摄入热量过多。大量科学研究表明，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脂症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他认为，中国人迫切需要来一场膳食革命，以应对每天热量消耗大幅度下降的现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晓光研究员说，调查显示，在我国18至44岁的成年人中，有83%的人没有参加体育锻炼。他说：“如果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的话，未来我们会有4亿人超重，2.1亿人患病高血压。”
致力于运动与心脏病康复的张福春大夫向习惯以车代步、连夜加班的脑力劳动者建议，最好在办公室放置一辆功率自行车，或者每天定时做工间操。工间有15分钟的运动时间，并能达到运动微汗的效果。这是最具体、最简便易行的运动方案。
中国有种说法叫“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这句朴素的话可以理解为每周留几天骑车上班，也可以理解为少吃高能量食品，还可以落实到一些体力劳动上，它一下子就把欧美各国上个世纪后半页的所有生活潮流诸如“环保潮流”、“流汗运动”、“简单哲学”等全概括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