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岁首，杭州市天天好大药房依据店里登记的一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到市场采购中发现，表上70%的药品早已无人生产。这些全是政府明令降价，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
这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凸显出当前我国药品“降价死”怪现象：药品降价——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降价药”改头换面变新药重新审批后高价再上市——药品降价变成了涨价！
降价药遭市场“非正常淘汰”
这份《百姓缺药登记表》表明，老百姓需要的都是些“老药品”，如阿莫西林、头孢曲松钠、酵母片等，其中大多为政府明令降价的药品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于是药房决定成立一个“老药柜台”，以满足百姓吃普通药的愿望。
可是药房到市场采购后发现，70%的“老药”特别是降价药早已没有了货源，“老药柜台”一问世就处于难以为继的窘境。
据这家在杭州较有影响的平价药房介绍，开业3年来共采购药品2万多种，目前只剩下9000多种在正常经营，其中有3000多种药因降价而不见踪影，阿莫西林等常用抗菌素都进不到货。
药房总经理陈金良认为这是药品代理商在作祟：调低价格降低了代理商的利润空间，而每个药企都有许多个代理商，他们的惯用手法是“停止供货”和“药品重生”：随着降价药消失，一夜之间又生出了很多“新药”，如已经不常见的普通红霉素药品，“重生”后市场上有47种名称，价格是普通红霉素的10倍，“其实它们的区别就是添加剂不同，但只要换了名，仍能得到‘新药’批准，每一次降价给百姓带来的利益都被代理商们迅速消化。”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赵博文说：“从1997年到2006年，政府对药品降价次数多达19次，降价金额近400亿元，其降价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么大力度的降价，百姓还是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疑难病症专家委员会委员赵学铭说，不论哪种药，只要一宣布降价，不久就会在市场上消失。
赵博文分析说，当前我国有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在生产领域已经处于一种完全的市场竞争状态；但在消费环节，85%的药品仍然被医疗机构所掌控，医疗单位既是买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又是卖方市场的支配主体。上游的市场竞争和下游的垄断经营存在冲突，垄断经营就像个过滤器，过滤掉了充分市场竞争给百姓所带来的好处。
安徽医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陈飞虎教授说：“药品价格越低，越是卖不出去，这是因为老百姓对于药品的消费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由于有回扣、利润诱惑，医生自然开那些利润高的药品，价格低、利润小的药品也就很少能为百姓使用。代理商和医疗机构不进降价药、低价药，药品生产企业也就只好停止生产。”
他说，如用于增加免疫功能的“胸腺肽注射液”，进口的700元一瓶，合资生产的200元一瓶，国产的五六元钱一瓶，药效基本一样，但由于医院用国产药只有几角钱的利润，所以基本不进货，长此以往，国产的“胸腺肽注射液”就将被淘汰。
“降价死”根本症结在何处
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郭泰鸿认为，当前实行的“医药不分”的体制，使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把药企和医生拉向了“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道路，促使他们向利益倾斜，不改变这个体制，百姓仍要吃高价药。
一些专家指出，药品“降价死”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审批不严。
近年来，我国每年几乎都要批准1万多种新药。陈飞虎说：“一种新药的申报资料至少要1米多高，如果1万种都是新药，资料厚度就有10公里高，审批人员不可能在一年内看完这么多的资料，目前所谓的‘新药’并不是新研发的药，而是老药换了身新衣服。”
浙江和安徽的一些基层药监部门干部说，“老药”变“新药”的背后，实质是“老药”变“新价”。比如一种名为巴米尔泡腾片的药品，其实就是阿司匹林改的，但价格却从几分钱一片变到了1块钱一片，“老药”“新药”一字之差，价格却相差几十倍。
专家指出，单纯的行政降价不是解决药价虚高的根本办法，不解决垄断经营问题和新药审批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药品“降价死”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