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新年伊始，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落马。早在他之前，一系列药监领域贪官已先行倒下。对药品安全的威胁竟然来自于药品监管部门及其最高领导，这出乎人们的意料。
几天前，吴仪副总理谈到，郑筱萸案件的教训极为深刻，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恰当的方式，使得中国药监走出监管者自身腐败的困局？
所有人都期待着答案。
余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行政审批领导小组办公室特约专家
宋华琳 行政法、药品法学者，南开大学法学院教师
药品监管过程不透明
新京报：郑筱萸案发后，药品监管又成为不断升温的公共话题。
吴仪副总理说，目前的监管现状仍是拉锯胶着阶段。你怎么看药品监管现状？
余晖：与以前频发的药品安全事件，如齐二药、欣弗相比，这次更明显暴露出药品监管者的问题。如果说以前的药品安全事件更多暴露的是监管者不作为的问题，这次则更多的暴露监管权力本身的滥用问题。联系起来看，药品监管的目的本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完成市场不能完成的“自纠”任务，但目前的政府监管某些时候不但未能有效治理“市场失灵”，反而因监管权力的滥用、虚设导致了更严重的“市场失灵”。所以吴仪副总理说，目前的监管现状仍是拉锯胶着阶段。
宋华琳：在近年来相继曝光的郝和平、曹文庄、郑筱萸事件中，之所以会出现权力和资本的合谋，很大程度在于监管过程的不透明性。也正因为不透明，人们事先不知道药监系统内有这么大的问题，网络上感到震惊和愤怒的人很多。
药品监管应具有独立性
新京报：药品监管现在是一种独立的设置，有人认为这样容易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你怎么看？
宋华琳：1998年机构改革以后的药品监管设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有些是属于卫生部，有些是国家直接领导，即使属于卫生部，像日本是厚生省，也同样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新京报：为什么强调独立性？
宋华琳：就是因为它专业性很强，隔行如隔山。药品跟医学都不一样，会医学的，不能说就会药学，懂药品。另外一个原因，是防止接受总统或行政首长政治化干预，以中立的专业人员来搞药品监管。从世界上看，药品监管在实质上都是独立的。一些否定独立监管的观点，就行政法学发展和政府管制观念而言，是不合时宜的。
GMP认证本身是好的
新京报：你认为现行体制要比1998年前的要好？但之前为什么没有听说那么多的药品安全问题？
宋华琳：在1998年至今的八年时间里，国家药监局在立章建制方面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推行省级以下相对垂直的药品监管体制，实施GMP认证，改革药品注册制度，实施地方标准向国家标准的转化，所有这些，都是借鉴了发达国家药品监管的经验，向独立监管、专业监管迈进。
比如GMP认证，这东西本身很好。世界上各个国家，都采用药品质量生产管理规范，主要让药品生产软件、硬件合格。这样做对医药工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对认证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要具体找原因。
其实，1998年以前，医药管理不是没有问题，但当时信息披露不像现在这么透明。如果你将S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到哪个部或者是哪个委，可能还会有新的问题出来。这是我基本的态度。
新京报：国家为此开展了一次重新评定GMP的药监风暴。有人认为现在很多GMP是形象工程，你怎么看？
宋华琳：有了GMP，药品上市以后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所以含金量越高，客观上就成为权钱交易钻营的对象。
在药品监管中，最关键的是要加强现场核查。我们现在审批多是审材料、审报表、审文字。但这些数据是否准确，需要加上现场核查。但现在还有个问题，国家药监局人员少，各个省市现场核查由省市专家组成。在同一个省市，专家与企业平时都很熟，很难排除人情和腐败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