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协委员陆德山拿出提案，建议政府卫生部门正视并深入研究医院“红包”现象，用制度规范医疗“红包”行为，建立“红包”上交制度，医院可将“红包”部分返还医生，作为奖励。市卫生局及多数卫生界委员对此执反对意见。
陆德山称，患者给医生送“红包”，医生暂时收下，对患者及其家属，尤其是重病患者在住院时和手术前，都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安慰，不可避免，更不能算是行贿受贿：“应把‘红包’行为纳入良性发展轨道。”所谓良性轨道，陆德山称，各医院应设立“红包”上交制度，医生应将收到的“红包”主动交给医院，医院则应根据每个医生的上交金额和医疗水平，向医生返还一定比例的金额，作为奖励。
至于如何确保医生全额上交自己收到的红包，陆德山认为，主要是靠医德自我约束，行政监管手段效果不大。
对此，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邓小虹昨天表示，提案不可行。首先，如果是政府主导的公立医院，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是其首要职能，除了正规的医疗服务收费外，不应该再有其他额外的收费。另一方面，从医生的职业道德讲，医生也不应该收红包。医院更不能用红包收入作为绩效奖金发给医生。
同时，对于陆德山的提案，卫生界别的政协委员多数持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把医疗“红包”合法化，医生收到“红包”应退还患者，无论自留还是上交医院，都对不起医德和良心。昨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表示，该提案的初衷和想法应该是好的，但是从情理上讲不通，也没有施行的可能，而且无疑会引起医患矛盾的激化。
提案阐述
“医生不收红包患者家属不塌实”
陆德山称很少有医生索要；医疗行为是服务行为，收红包不属行贿受贿
陆德山认为，患者做手术、住院，家属给主刀医生、麻醉医生和主治医生等送“红包”，是制止不了的，因为这反映患者家属的一种心理，一是希望医生尽心尽力治病；二是希望医生能尽职尽责行医；三是希望医生能超范围地照顾一下。对于医生，也很难拒绝。应该承认，很少有医生索要、硬要“红包”的，大多是患者家属、亲友主动送给有关医生，而且不要不行，如果不要，患者家属就心中没底，不塌实，好像医生不要红包就不能给好好看病似的。我自己也送过红包，老母亲病重，来北京求医动手术，我就很主动地给医生送红包，这完全是我的自愿行为，这么做，的确能够让我母亲，让我们全家人心里觉得塌实、安定许多。
陆德山称，正确对待和处理“红包”行为，首先明确医疗行为是服务行为，患者给医生“红包”是《消法》允许的范畴，不属于行贿受贿。接着，政府部门应引导医院建立一种“红包”上交制度，鼓励医生将收到的“红包”主动交给医院，并返还一部分作为医生的奖励；谁交得多，谁得到的奖励也相应就多。
反对意见
“医生不能靠红包来增加收入”
有卫生界政协委员闻听此提案连连摇头
昨日，对于陆德山的提案，一些卫生界政协委员表示了反对意见。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认为，医生收红包难以对得起良心。此外，政协委员、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表示，不能靠返还红包增加收入，提高工作积极性。
凌锋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病人给医生送“红包”可能是一种心情，一种心理慰藉，但医生的反应不应该是“理所当然”地收下。我在手术前的确经常会遇到病人或家属送“红包”的情况，如果为了稳定病人的紧张心情，我会暂时收下，同时在护士长那里做登记、备案；手术完成后，由护士长原封交还给病人。否则，医生难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昨日，对先收下“红包”的做法，贾继东连连摇头，“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做法。”贾继东再三对记者表示，自己可以拍着胸脯说从未拿过病人一分钱的“红包”。虽然作为一名内科大夫，接触送“红包”的机会比外科大夫来说可能要少些，但每当面对送“红包”的患者，贾继东一定会直接拒绝，绝不含糊。
如果将红包上交给医院，再由医院按照上交数额多少返还，贾继东认为，这在做法上等于承认了“红包”的合法性；而且，医生不能依靠返还“红包”的一定比例来增加收入，提高工作积极性。“我不相信没有退不回去的红包。”
收红包将会激化医患矛盾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表示
昨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表示，该提案的初衷和想法，应该是好的。如果无法禁止医疗红包，不如疏导。但现实是，大多数医院都是国家出资创办的公立医院，为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是职责所在。如果建立制度，明确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服务收费外，医生还可以单独收患者的“红包”，而且是上交到医院，从情理上讲不通；在现实中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无疑将会引起医患矛盾的激化。
但如何尊重患者在就医过程中的选择权，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性服务报酬，建议政府应在保障公众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引导多层次的服务范畴；超出基本医疗服务的部分，国家财政无力予以保障和补偿，也许可以尝试提高收费水平，同时用税收办法来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