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同质化与集体无意识──日本社会宏观结构的基本特征：
日本人十分强调个人与集团的“一体化”，即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通过鼓励成员的全身心投入营造出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归属感，从而强化集团的作用。这是日本被贴上诸如“集团动物”、“团队精神”、“不事二主”、“从一而终”标签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人的这种集团主义和服从意识使日本社会高度同质化，并由此派生出日本社会的独特性。[附注：有学者将日本这种“特殊”的集团主义称为“间人主义”。所谓间人主义，即行动时要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部门的立场、心情及相互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
在中国社会中，血缘的凝聚力是构成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而在日本，地缘的凝聚力则在构建社会组织机构中居于主导。由于近代之前的日本社会缺失姓氏制度，使其难以建立起依托姓氏的宗族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权力长官的效忠。这种制度在现代日本社会则演化成为对利益集团的效忠，这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历史渊源。
集团主义长期以来被日本研究学界公认为日本社会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它指的是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的社会价值和行为模式。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因此，在这样一种“集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引导下，个人与集体之间虽然也强调“以和为贵”，但是如果个人的言行与集体定下的规范不符，就可能成为被人指责和孤立的对象。任何与“违规者”相关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其所属的集团，也将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集团的一员、个人应该属于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以集团为本位的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存在。日本人有着怕被排除在集团之外的“先天”忧虑，因此并不过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尽可能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即使有意见分歧也愿意圆满解决。作为“集团本位”之社会心理的无意识表现，日本人在被征求意见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反问：“大家是怎么说的？”日本人不愿意固持己见、突出自己，更喜欢赞同大家的意见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日本人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时，会感到一种耻辱。
当别人的评价取代自己的判断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时，日本人的自我就消失了。他的存在和价值完全依赖于他人与社会的承认，他要时时在意自己的言行、务使自己符合各种道义和原则的规定，以免陷于尴尬的境地，否则他就会招来他人与社会的批评、嘲讽和讥笑。在讥笑声中他的价值感、安全感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羞耻感、自卑感和虚无感。着名文化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日本人以耻辱感为原动力”。日本人一旦脱离了集团就会感到惶恐、忧郁甚至痛苦万分，极端的情况是选择自杀以结束由于被集团遗弃而造成的个人羞愧。
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中国人和西方人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喜欢合群和重视集团的共同行动。一千多年以来，日本社会一直以集团为中心，因此形成了许多不用言传、只用某一动作即能互相理解的表达方法，某些想法甚至需要在不言自明的沉默中传递。只有能够做到相互间心领神会的才是自己人，反之视为外人、并以“客”待之。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有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搅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会转变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无论怎样变化，他们始终保持队列整齐、成群游动。
深受集团归属意识熏陶的“日本人在与别人交往时，往往首先要向对方通报自己所属的机构，然后才是自己的姓名。几乎所有的集团，不论是企业、学校、机关，集团与个人的关系都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冷淡和疏远。日本人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是服从集团，具体通过年功序列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含有‘大锅饭’的倾向。日本的集团内部反对个人竞争，人们相信‘出头的椽子先烂’。日本的机关、企业不评‘劳模’，也不认可以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带动大家的做法，他们认为鼓舞大家工作热情的动力不是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而是集团主义精神。合作精神、通情达理、体谅别人是最值得称道的品德，而个人奋斗、坚持自己的权利却往往不受人们喜欢。这种反对冒尖的心理，避免了集团内部的‘内耗’，而在集团内部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竞争和嫉妒心理却在对其他集团的关系上得到释放，得以转换成强大的竞争力量。”[李卓《关于中日家族制度与国民性的思考》]
分析日本国民性形成原因的一个合适方法是从考察日本的家族制度入手。“日本人的家实际上是一个以家业为核心的家族经济共同体，家族关系带有明显的主从关系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说，‘集团就是家族的扩大’，即家族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家族的社会集团化与社会集团的家族化是互为表里的，人们可以轻易地将日本独特的家族关系移植到家族以外的社会机能集团当中。所以，‘日本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有组织的人’，无时不在集团中生存。”[李卓《关于中日家族制度与国民性的思考]
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作为日本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形成民族团结方面产生过巨大的威力。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建立之后，几乎难以找出足以导致改朝换代的争斗，更少有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内部不同派别的殊死拼杀。因此，尽管日本是个“开化”甚迟的国家，但是较强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人减少了“内耗”、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从而做到“后来居上”。而一旦国家与民族受到外来威胁（如元朝曾对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关）或需要一致对外（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时，全体国民就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与统一，自觉做出献身式的奉献。二战后，日本人仍然是依靠这种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在战败的废墟上迅速重新崛起。
传统家族制度已经泯灭了，但是与传统家族制度息息相关的集团主义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观念中深深扎根，并形成一种普遍的国民性格。毫无疑问，集团主义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存在很多弊端。日本人的服从、牺牲精神有利于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建立，而且其金字塔式的上下级服从关系还有利于克服现代社会过度平等自由带来的混乱。然而这种服从和牺牲精神也有可能被野心家所利用，制造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灾难。日本人就个人来说都是小心翼翼地行事，而一旦形成集团便胆大妄为。日本人在国内生活中的温文尔雅和井井有序与日本军人在二次大战中的残忍和野蛮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是最好的例证。
集团主义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引导下，抑制和放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和国家。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集团主义的变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军国主义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无数愚昧、狂热的军人。在狂热代替了理性的时代，许多人抱着“作为皇国民应生死一贯扶翼无穷之皇运”、“七生报国、一死心坚”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而丧命战场。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日本在国民动员方面的成功──这种成功不是凭借一时的宣传与说教、而是源于长期的集团主义熏陶所养成的牺牲精神与惟命是从精神。只是这种成功越显赫，它给被侵略国家造成的伤害就越大，其自身的失败也就越惨重。
强烈的集团主义情结使许多日本人至今不能对当年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地反省。对于强调集体观念、认同等级制度、恩义大于是非善恶的日本人来说，战争中的杀人行为不过是执行上级命令而已，因此很难有很深的道义负疚感。在这些人看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是日本人自古以来追求武士道精神的最高境界，牺牲自己个体而为整体民族的生存利益服务被认为是日本人的无尚光荣。许多日本人至今仍然认为：当年的战争不是个别人发动的，而是全民族的集体行动，不应怪罪个人。日本人“独特的”集团主义不仅为战争罪犯开脱罪责提供了“道义”的依据，同时也为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培植着思想的根基。
回顾日本的近现代史，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在日本处于危难之际的确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日本能够在短短三十年间挤身成为世界列强，战后日本能够在短短四十年间创造出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价值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为了日本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内在行为规范。但是，从本质上来看，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的是顺从意识，是一种旨在消弭反叛意识、自我意识、批判意识和创新行为的价值系统，因而于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人权价值观）背道而驰。
一方面，日本是个注重传统、但不固守成规的国家，很善于学习和汲取世界上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事物，即使是制度、法律规定了的东西，也可进行灵活调整，以适应实际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一个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创造力不足和甘于臣服于强者的社会，这种心理造就了日本人善于模仿、勇于模仿的社会机制。
高度的同质化的日本人缺乏“特立独行”的勇气，因而不仅难以培养创造性思维，而且缺乏深刻思辨能力。正是缺乏深刻思辨能力的民族特性，决定了日本只能停留在模仿他国创新成果的阶段，决定了日本最多只能够成为一个二流强国和强权的追随者，决定了日本的宗教缺少抽象的“对超越者崇拜”而只能停留在“对现世者崇拜”的低级阶段，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在对过去罪行的反思方面超过集激情与思辨于一身的德国。缺乏理性和思辨的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却很少产生世界级的科学家、哲学家，也难以主动地象德国那样对发动战争的罪恶作深刻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