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国家对药品已经进行了18次降价，降价金额超过400亿元，可看病贵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与此同时，许多制药企业的利润在不断减少，行业亏损面在不断扩大。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药品定价应该在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
面对降价企业压力大
6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出通知，降低67种抗肿瘤药品的零售价格。这次降价共涉及3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23%，最大降幅57%，降价金额23亿元。此举拉开了今年药品降价的序幕。据悉，下一步国家发改委还将对中成药等品种的现有价格进行调整。
北京百博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威表示，对药品进行必要的降价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如何降、怎么降、降多少，有关部门应认真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曹威希望价格管理部门对降价一事应该进行换位思考，“不能让企业成为药价管理部门与以药养医体制弊端进行博弈的受害者”。
北京恒通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秉政说，整个医药行业这两年投入太大，以GMP改造为例，小企业一般投入在几百万元，大企业超过千万元甚至更多，许多企业没有能力拿出这么多的钱，只好找银行去贷款。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银行利息在5.1%左右，一年下来还银行的利息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国家规定的每年按10%设备折旧，建筑（厂房）按5%折旧，这些都要摊入生产成本。生产普药本身利润就低，生产厂家又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医院招标采购也迫使普药生产企业之间相互压价比拼，使普药的利润微乎其微，企业或保本生产或赔本干。
刘秉政满脸的无奈，“对于只生产普药的企业来说日子实在难过，不生产吧，眼巴巴地看着工人没工资都下岗回家；生产吧，干得越多赔得越多，像我们这样只有普药品种的企业，即使不开工，仅设备折旧一项每天都要摊销3000元。”
北京勃然药业公司也是以生产普药为主的中药企业。该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泉、姚长才介绍说，为减少损失，他们只能在30个品种中选择五六个有些效益的去生产。一些临床效果不错的普药很受患者欢迎，但由于价格低，医院不愿进，利润又小，企业没办法进行正常生产，赔本赚吆喝的事谁也不愿去做。正因如此，不少临床常见的普药逐渐销声匿迹了。随后，他们自我调侃地说：“普药，想说爱你（指生产）并不容易。”
“再降价普药就很难生产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曙光药业公司董事长刘友皋十分认真地对记者说，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危言耸听，其实这是企业掏心窝子的话。在我们企业近百个普药品种中，目前能生产的不到1/2，如果现有生产的普药产品还继续只降不升，那么只好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减少生产品种。企业现在基本是以销定产，有的普药品种一年生产一批，只有十几件或几十件，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保证销出去，如肺结核药企业参加招标能中标，但是医院不采购，有时候象征性地采购两三件。
对此，他不无担忧地指出，生产普药的企业经济效益大都没有什么积累，可企业要生存和发展，不能永远只生产普药不去开发新药，开发新药的钱从哪里来？GMP改造投入2000多万元，整体水平上去了，生产规范了，药品质量提高了，药价却一路下跌。
刘友皋说他不愿看到生产普药的企业逐步萎缩，这样对企业、对消费者都不是好事。
根据需求调控药价
据刘友皋介绍，近年来，生产药品的原料和能源大幅上涨，有的涨了数倍，但不少普药品种价格却原地踏步，像乙胺丁酸、利福平等几年都没调价了，有的甚至还在降价。
如何扭转一些普药品种退出临床的趋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认为，一是对临床紧缺的普药可以通过提价的方式保证供应；二是对廉价的普药品种可定点生产；三是对亏损的普药品种适当提价，鼓励企业生产普药的积极性。国家发改委为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在降低高价药价格的同时，应该对一些质优价廉的普药制定相对优惠的政策，让企业有利可图，保证临床有药可用，让广大群众从中受益。
朱长浩坦言，近年来我们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降价上，动机固然是好的，但效果如何？只降不升不符合辩证法。该升的升，该降的降，升降结合才较合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相互联动，不是单凭某一部门的良好愿望或仅仅靠降降价就能解决。有些药企在竞争中垮掉，纯属正常现象，但假如一个行业全面下滑，则说明行业碰到了靠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作为药品生产企业的娘家——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近年来就药品降价等问题组织企业与价格主管部门进行了多次对话与沟通。该协会秘书长周燕告诉记者，药价管理要有一套科学完善、衔接配套、相对稳定的政策和措施，让企业在新产品研发及上市后，看到产品的发展前景和药价政策对医药行业的导向作用。降价只是整个市场“工序”的上道工序，只完成了其应该完成任务的1/2，如果对下道“工序”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就会出现有些普药降价后从临床上消失的情况：一是微利或赔本企业不生产；二是医院嫌进销差率低，不进货或少进货。上道“工序（降价）”要为下道“工序（降价后）”着想，重点研究解决降价后出现的问题，才能做到“降的有道理，升的合理”。
随后周燕又告诉记者，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前段时间与一些生产普药的企业进行了沟通，已把部分临床紧缺的普药品种反映给国家发改委。
目前，企业反映的问题已引起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应该建立一个两年调整一次药价的机制，不单是降价，而是根据实际的医疗消费需求，调控药价。”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坦言，近年来国家连续十几次药品降价举措只能在短期内缓解“看病贵”，但很多药品降价后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不同规格、包装的同类药品取而代之，也无须执行降价规定。
周望军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需方方面面改变体制设计。作为价格调控职能部门，国家发改委目前拟建立一个定期的药价调控机制，两年为一周期，根据药品购销情况及实际医疗需求，对具体药品价格进行评估，以决定提高、下调或维持不变。周望军说，日诊费在10元以下的药品，应该维持原价；那些具有疗效，但药价过低，企业不想生产的药品，应该提价；而对于那些动辄打一针就要几千元的药品，价格管理部门会大幅度下调其价格。
如何定期调控药价？周望军表示，可以建立原料药成本监测制度和药品制造成本核算制度。因为一种药任企业宣称自己具有何种高新的核心技术，其制药原料是固定的，原料成本可以监测，同时制造过程的成本也可进行测算。
对这一利好消息，业内普遍表示欢迎并给予了极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