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华
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计划周详的“变态恶魔”？无法自控的精神病人？哪一个才是真实的邱兴华
精神病专家、律师紧急吁请：为一审已获死刑的邱兴华做司法鉴定
“山上的人又下来活动了”
陕西汉阴铁瓦殿特大杀人案刚发生时，刘锡伟和老伴正去青海西宁参加一个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研讨会。
这对精神科医生夫妇今年3月刚从美国回来。他们先是去了广西柳州，看望过去的医院同事，之后又见了特大杀人犯马家爵的姐姐。
他们在为马家爵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时相识。那次鉴定最终确定马家爵没有精神病，马家爵因此被执行了死刑。
西宁会议上，73岁的刘锡伟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返祖兽性化症状群》。论文列举了大量精神病人的异常表现，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神病人杀人现象，他将其归结为“疯劫”。
返途中，两位老人到陕西汉中省亲。从当地报纸上，刘锡伟看到了震动全国的邱兴华案。当时，他指着邱兴华的照片对老伴说：你看，我们山上的人又下来活动了。
刘锡伟，广西龙泉山医院精神科前主任，现江苏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在50年的从业经历中，接触了成千上万精神病人，他把这个特殊群体比作是一个“山头”，自己则是他们的“山大王”。
在刘锡伟与老伴的话语里，“从山上下来活动”的意思是：精神病人杀人了。
当时，警方正全力通缉邱兴华，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悬赏5万元（后增至10万元）。陕西警方更是动员上千人力上山搜捕。
刘锡伟按照通辑令上公布的手机号码，打给陕西省公安厅一位董姓工作人员，说：邱兴华很可能是一名精神病人，并建议最好到邱兴华熟悉的地方去抓。
半个月后，邱兴华在汉中佛坪的家中落网。
从汉中返回无锡途中，刘锡伟去了一趟洛阳，看望了一个因他获释的精神病人。这是一个研究生，8年前，他将自己学校的党委书记、团委书记还有教研组组长砍伤。刘锡伟看了相关报道，就打电话给当地警方，说这个人精神可能有问题。
后来一做鉴定，果然患精神分裂症。
精神病专家开始“制造麻烦”
邱兴华8月19日被抓获之后，预审、起诉、审判工作紧锣密鼓展开。10月19日，陕西省安康市中级法院公审邱兴华。不过，原定的现场直播临时取消，改为录播。据说，安康许多商人这一天本来已经放弃了生意，想看法庭上的邱兴华怎么解释杀人动机，这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
困惑的不仅是普通百姓。邱兴华一审判决之后，主审法官王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直至审结，我仍然无法理解和评价邱兴华这个人……邱兴华的行为是杀人成性，还是别的？我不得而知。”
但刘锡伟一点也不困惑，邱兴华杀人的整个过程，几乎就是“疯劫”理论在实践中的演绎。
不过，邱兴华的事他开始并不想介入。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经是一个“制造麻烦和不受欢迎的人”。女儿对他的意见很大，一度要把他接到美国“关”上半年，以免他再在外面“惹事”。
当然，刘锡伟也曾希望，其他的精神病学专家能站出来。只要有一个，问题或许就会解决。但是，他没有等到一个人站出来。刘锡伟决定再次出手。
10月18日，邱兴华案一审开庭前一天，刘锡伟自费赶到北京，开始了此后34天的奔波。
他想为邱兴华争取做一个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机会。当时他并不知道开庭日期，但他意识到这事要快，得跟时间赛跑。
一审律师：不申请鉴定，是因“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1961年到1983年，刘锡伟一直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精神病鉴定组组长。其间共参与鉴定了近百起涉及精神病案例。
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然而，对于什么样的人应该做精神病鉴定，却没有相关规定。事实上，是否给嫌犯作精神病鉴定，由司法机关决定。
刘锡伟本能地感觉到阻力。他浏览了网上有关此案的报道和留言，在绝大多数人眼中，邱兴华是一个变态的“杀人狂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也从媒体报道中看到警方为抓捕邱兴华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并得知他们已经立功受奖。
但刘锡伟不想放弃，他太在意这个“典型病例”了。
然而，没有多少人理会他。他本来想去卫生部斡旋，但碰了壁，他希望能帮忙的一位医学前辈对他很生气：这样的人（指邱兴华）你也要帮？
他接着找到中央电视台一个法制栏目，排了两个小时的队递上材料后，对方答应上报。惟一的收获是在人民日报社群工部，一位接待他的老同志高度评价他的行动和理念，答应将他的材料和意愿转交给中共陕西省委。
此外，他还给陕西省有关领导发了一个500字的电报。为了这封电报，他跑了4个邮局——大多邮局已经淘汰了这种“古老”的通讯手段，他正是要用特别的方式引起对方注意。
后来，他找到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效道。两人商议在北大就邱兴华是否有精神病问题开一个研讨会。为了不显得过于“刺激”，用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名字——“疯劫”现象研讨会。
11名专家与会，但大部分都是心理学专家，刘锡伟更期待的精神病学专家并无几人参加。稍感欣慰的是，这次研讨后来见诸媒体，借助“北京大学”的名头，刘锡伟相信能起一点作用。
他也请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参加，李教授曾认为邱兴华属“变态人格”而不是“精神病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李教授婉言谢绝。
在此期间，刘锡伟不断写文章投到媒体和有关部门，然而大都石沉大海。
刘锡伟后来在北京看了3遍邱案庭审录像，更加坚信原来的判断。
但是，在整个庭审中，邱兴华的辩护律师没有一句提到“精神病”。而公诉方安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德才则称：邱兴华精神正常，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刘锡伟打电话给邱兴华的这位律师：你只说邱兴华有自首情节，但他杀了11个人，就算真是自首难道能逃一死？你为什么不给他申请精神病鉴定呢？
对方回答说：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邱兴华妻提鉴定申请
当刘锡伟在北京准备他的“疯劫”研讨会时，邱兴华杀人案中的另一个主角，邱妻何冉凤正陷入绝望当中。
在这起惊天大案里，何冉凤一开始就被钉在一个异常尴尬的位置——一个“杀人狂魔”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在媒体报道和世人眼中，他丈夫杀人，与她的“不忠”密切相关。
为此，何冉凤不得不面对公安、法院和无数记者就同一问题的无数次追问：你跟熊万成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
如此尖锐和毫无顾忌的问题，有时甚至当着她孩子的面问。
“没有，没有任何关系。”自始至终，无论面对何人，何冉凤都这样回答。尽管仍有疑虑，但询问者见她答得淡定从容，也就放过。
然而邱兴华不放过她。10月19日的庭审让何冉凤陷入谷底。面对镜头，邱兴华“慷慨陈词”。他称自己杀人就是因为妻子跟道士熊万成有“不正确的行为”，并且是“亲眼所见”。
因为最重要的当事人熊万成已死，警方和法院最后采信了何冉凤的说法，认定邱兴华的说法属“无端怀疑”。此前，警方通过DNA鉴定否定了邱兴华的另一个猜疑：两个女儿不是他亲生的。
可这并不能证明何冉凤的“清白”。在法定期限的最后一天，邱兴华上诉。他上诉的理由非常特别，不是为了保命，而是要“讨回人格尊严”——他坚定地认为妻子和死去的熊万成有“不正确”的“关系”，并认为他们应该付出代价。为此，他“要名不要命”。
二审辩护律师张桦不认为邱兴华有精神病。据报道，张桦为邱兴华辩护一条重要理由，就是邱兴华对妻子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
如果这条理由成立，则意味着何冉凤将继续承受世俗的非议。
尽管何冉凤多次提出要求，但警方至今未同意何冉凤与邱兴华见面，理由是担心影响邱兴华的情绪。在一审开庭后，何冉凤去了看守所，几句话之后，看守人员对她开始不耐烦：邱兴华为啥杀那么多人，你难道不知道？
何冉凤强忍着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但她同时下定决心，一定要为邱兴华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为了对得起邱兴华——他们毕竟是21年的夫妻——让他死也死个明白。她相信，如果没病的话，连走夜路都害怕的人，根本没有胆量杀人。此外，她也想讨回自己的清白。
尽管律师没有支持，这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农村妇女，仍以邱兴华家属身份向陕西省高院提起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
“这两年邱兴华越来越怪”
何冉凤觉得自己命苦。有时候，在悲伤和无助中，她会想起21年前一个镇干部的话：何冉凤，你嫁给邱兴华，就等于把自己当成草籽撒在山坡上啊。
这话是在何冉凤与邱兴华结婚时说的。当时，何冉凤因为与邱兴华“私奔”，刚刚被何家“押”回家。她被父母锁在屋里9天。出乎所有人预料，邱兴华靠“法律武器”赢了何家，最后成功地把她娶到手。
何冉凤与邱兴华结婚第二年，婆婆何世春去世——这个一生不幸的女人在死后才第一次得到何氏家族的尊重，他们让邱兴华大办丧事，这使邱兴华本来窘迫的家境雪上加霜。结婚第三年，第二个女儿出生，由于属超生要交罚款，外出躲了两年。1991年儿子志强（化名）出世，次年又是大旱，庄稼颗粒无收。1999年，她终于跟邱兴华一起背井离乡，从此过了7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今天，她的不幸达到顶点：她成为举国关注的杀人犯的妻子，而在世人眼中，她丈夫又是因她的“出轨”而杀人。
不过，在邱兴华犯案之前，何冉凤并没有后悔过嫁给邱兴华。她一直坚信，丈夫不是别人眼中的那个样子。她知道丈夫爱她，也一直为这个家操心。在大河坝打鱼那两年，为了赶在开学前凑足3个孩子的学费，他晚上下网，白天跑十几里山路去卖鱼，一天只睡两三个钟头。
在躲计划生育的两年里，何冉凤遇到一个做媒的人，这人看她跟邱兴华过得落魄，就暗暗给她介绍了一个江苏人，条件比邱兴华强得多。何冉凤断然拒绝，她相信邱兴华终有一天能为全家带来幸福。
然而，近两年来，邱兴华的行为越来越怪异，让她难以理解。邱兴华开始无缘无故打骂孩子；经常半夜醒来一通乱骂；烟瘾越来越大，有时一晚上能抽四五包……
时至今日，何冉凤仍不时想起从铁瓦殿下山路上的一幕。那是第二次去铁瓦殿，邱兴华在山上闹过之后，下山路上，因为何冉凤顶了一句嘴，邱兴华便抓住她的头发，扒掉她的上衣，最后将她按在地上，用膝盖使劲顶她胸口。
何冉凤已经记不清这是邱兴华第几次打她。几年来，打骂妻儿已成他的家常便饭。最重的一次，竟然把皮带抽断。
然而这一次不同。何冉凤差点疼晕过去。她闭上眼对邱兴华说，你接着顶吧，再顶一下我死了，你也就死心了。
邱兴华没有再顶。他继续跑到路两边的树林里穿行，毫不顾忌树上的露水和枝刺。
何冉凤加快了速度，渐渐将邱兴华抛在后面。她滑了一跤，手被竹子扎破，鲜血直流。她蹲在地上，邱兴华从后赶上来。“天哪，天哪，你为啥要这样！”邱兴华看见她手上的血大惊失色，继而失声痛哭。“孩子们都长大了啊，我们很快就要好起来了啊，你说，你为啥要这样做？你为啥要这样做啊？”
何冉凤和他一起大哭起来。但她还是不明白，不过短短两三年，自己的丈夫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路过一条小河时，何冉凤不慎滑到水里。邱兴华给她洗干净鞋子，然后坚持要给她洗脚。他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还没给你洗过脚呢。洗完脚后，他又从山上摘下一朵花，插在何冉凤的头上。“我怎么感觉你跟刚结婚时一样呢。”邱兴华忽然又笑了。
何冉凤再次原谅了他。两人到了山下，邱兴华从表弟李如意处借了5元钱，为何冉凤买创可贴。何冉凤提出想回家看看孩子，邱兴华又借了15元，给何冉凤买了车票。
两人分手之后再未见面，一直到邱兴华8月19日晚上回家，被守候在此的警察抓住。
邱家一门四“癫子”
在邱兴华、何冉凤共同居住过的何家梁院子里，先后出过4个“癫子”。其中一个是邱兴华的母亲何世春，中年以后，她就开始无缘无故地生气骂人，一天到晚自言自语。她说，如果自己不说话，就会有人整她的后人。
据77岁的一心村二组村民阮仕梁回忆，何世春的母亲霍氏也是个“癫子”。阮仕梁清楚记得，霍老婆子死于1961年六月初一的河坝里。死前阮仕梁曾见到过她，“没人给我饭吃啊，没人给我饭吃啊”，阮仕梁给本报记者扮个怪相，模仿她当时的疯癫样子。
何世春哥哥的小儿子（邱兴华表哥）何德福也是个“癫子”。据他的侄子何冉全称，何德福年轻时还好，但在娶妻分家之后，就变得越来越“癫”了。他跟何世春一样，一天到晚无缘无故骂人，有时半夜会跑到山里去。
不幸的是，何德福的儿子何冉奇也是个“癫子”。他的情况要比父亲好一些，但同样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他帮叔叔家放牛，但经常把牛放丢了。
不过，直到刘锡伟的那个电话打来，何冉凤一直没有将邱兴华与他的母亲、外祖母以及表哥联系起来。她只是觉得邱兴华这两年越来越怪，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刘锡伟费尽周折问到何冉凤的电话。他必须要找到何冉凤，因为他对邱兴华的判断都是基于媒体的报道，他不知道那些信息是否真实。最了解邱兴华的人是何冉凤。
手机是何冉凤不久前刚刚买的，在此之前，这个家庭一直没能装得起电话。邱兴华出事之后，有好心人提醒何冉凤，再穷也要买一个手机，否则有人想帮她也没办法。
在刘锡伟的提示下，何冉凤心里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开始忆起邱兴华那些曾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怪异行为。
5月19日，首次外出打工的邱兴华突然回家了，离他出门还不到一个月。他进屋之后，先是把一个盛水的杯子打翻，然后用石头丢何冉凤，其中一块打中何冉凤的肩膀。吵了3天架之后，他让何冉凤将还未长成的猪卖掉，跟他到安康去“挖坑”。
闲逛了两天之后，他正色跟何冉凤说：有一个事情，不知你服不服？“啥事情？”何冉凤问。“两个女娃子不是亲生的。”何冉凤气得掉眼泪，而邱兴华则有板有眼地找了四五个证人，那些都是老家何家梁的人，已经有七年没见过面。
何冉凤没办法，只能按邱兴华的要求，发誓说两个女娃子是邱兴华亲生。
何冉凤回忆，在第一次上铁瓦殿之前，邱兴华说他一个月前做了个梦，梦见他跟儿子在一座二层楼上，没有楼梯，他不知怎么上来的，也不知怎么下去。儿子对他说，爸爸你先跳。结果邱兴华一跳，却发现下面突然出现了一根棒棒，回头一看，儿子飞到天上去了，手里拿着一个红灯。
邱兴华感觉这是不祥之兆，就拉何冉凤去铁瓦殿给儿子许愿。
第二次去铁瓦殿，是因为邱兴华说的那个算命先生。初上铁瓦殿之后，邱兴华失踪了几天。何冉凤后来接到他一个电话，说他在石泉县城碰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拄着一根拐棍。老头让邱兴华将铁瓦殿上两块刻有邱姓的石碑挪到屋檐下。
案发后，警方和记者均曾找过这个神秘的白胡子老头，但均无结果。
这一次上山，邱兴华让何冉凤分别抓着殿里供的神仙的道袍和胡子发誓，两个孩子是他亲生的。邱兴华则趴在地上“咚咚”磕头，嘴里喊着：祖师爷啊，你要为我证明啊。
作案之前，邱兴华还曾经回了一趟何家梁老家。何冉全在路上碰到他，见他端着一个脸盆，里面放两块石头。“结果他说是螃蟹。”何冉全对本报记者说。何冉全当即问他，“邱兴华你是不是有神经病？”他说，“我没病。”然后扭头走了。何冉全称，警方曾经就此细节询问过他，他均据实告知。
何冉凤还想起来，她跟邱兴华一起外出打工期间，邱兴华一直说胸口痛，找到一位陈姓医生看病，医生给邱兴华开了180元钱的药，然后又把何冉凤拉到楼上，悄悄地对她说：不能再惹邱兴华生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何冉凤没听明白，她以为医生的意思是邱兴华的身体不好，而不是他对别人可能的威胁。
本报记者日前联系到这位陈姓医生，他承认确实给邱兴华看过病，当时感觉对方“气大”，但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随便给他开了点药。他否认曾给何冉凤讲过“后果不堪设想”之类的话，并特别加了一句：“我没有给任何人做过证明。”
死刑悬疑
11月23日，何冉凤在西安见到了北京律师陈志华。这是何冉凤第一次到省城。不久前，经刘锡伟教授介绍，陈志华答应在二审中为邱兴华辩护。陈志华曾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专门从事精神司法鉴定，后因觉得收入过低，改行做了律师。
此时，一审判决已经过去月余。由于邱兴华提出二审不要律师，陕西省高院便依照规定为其指定了两个安康的律师。陈志华这次来西安，是希望能争取为邱兴华辩护的机会，并不打算收何冉凤一分钱。
在此之前，尽管仍遭白眼，但也有很多人帮助这个可怜的家庭。何冉凤收到数十封陌生人的信件，有的汇款过来，还有人寄来衣服。
然而西安之行让何、陈二人失望。省高院刑一庭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为法院才为邱兴华指定了两名律师，而且已经开展了工作，不可能中途退掉，而且，二审最多只允许两名律师。
何冉凤从法官口中得到，就在这一天早晨，省高院收到了她为邱兴华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挂号信。但是，法官对何、陈二人说，这仅是申请而已，至于做不做，法院要经过研究后才能定。
有报道称，邱兴华二审开庭曾定于11月18日，后又说在上周开庭。但一直到现在，仍没有开庭时间的确切消息。
刘锡伟心急如焚，他希望越晚越好。因为在他看来，在不做精神病鉴定的情况下开庭，就意味着邱兴华的人头很快落地。
再有整整一个月，从2007年1月1日开始，我国所有死刑判决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复核。有专家称，收回死刑复核权将可能减少20%左右的死刑判决。
然而这一天邱兴华能等到么？刘锡伟和何冉凤，两个原本素不相识、至今也未曾谋面的人，一天天数着日子。
试看邱兴华案的天下之“大韪”的人
郭光东
有一个人，一夜之间连杀10人，先向每人头部各砍数刀，又用斧头砸向每人头部，而这10个无辜之人尚有一名孩童。
随后，此人还将一个死者的眼球、心肺、脚筋挖出，炒熟喂狗。逃亡中，此人又将一名好心帮助他的人砍杀。
如今，人们都知道，这个滥杀无辜、手段极其残忍的人叫邱兴华。做下惊天大案的他两个月前被捕，其时，人们无不拍手称快，甚至燃放鞭炮庆贺，心想“枪毙这个狗东西”的日子不远了。
但是，现在情势或许有变，已有精神病专家、律师紧急吁请为一审已判死刑的邱兴华做司法鉴定。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邱兴华疑似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而一旦鉴定结论成立，那么依据法律规定，这人可能最终被判无罪，不仅不会杀头，甚至连一天监狱都不用蹲。
假如真有这样的一种错愕结局，赦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你能接受吗？
想必很多人难以接受：首先，11个惨死的人的亲属可能就不答应；被血腥激起的“民愤”也不容易平息；还有，邱案的办案人员也会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这，或许就是邱兴华被捕两月有余、一审也已审结却至今未获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阻力所在。
邱兴华案一审时的辩护律师，就没有为自己的当事人提起鉴定要求。之所以没提，是因为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天下之大不韪”呢？答案很明显，就是一种全社会依然普遍存在的思维定势——“血债要用血来还”，“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罪推定”，“‘坏人’没有人权”。
这种“天下之大不韪”的惯性如此强大，有时甚至连一个精神病人都不肯放过。但现代法治之所以赦免、减轻一个精神病人的罪责，就在于法律只能处罚有主观恶意的人，对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完全不适用“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习例，无论其如何危及社会，都非出自他的自由意志，国家只能医治他、保护他而不是处罚他，因为处罚于他不仅毫无意义，反倒是一种毫无人道的做法。这，彰显的正是一种大慈悲的人道情怀，是一种文明的法治精神。
当下，若干有识之士正在为疑患精神病的“草民”邱兴华奔走，呼吁依法保障这个“坏人”被鉴定的权利，我们相信，二审时有关机关会慎重对待被告人的这项权利。我们无意干扰法庭的独立审判，一切都应以公正、透明的鉴定结论为判决的依归。只是我们认为，鉴于邱兴华案的极大关注度，无论最终邱兴华被判有罪与否，一个公正、透明的司法鉴定过程本身，就是向全社会播撒人权观念、传播法的精神的一节大课堂，或许还是中国司法文明史的一个里程碑。
而这，也许正是邱兴华案的天下之“大韪”！
我不是为邱兴华一人奔走—— 对话精神病专家刘锡伟
记者：您与邱兴华、何冉凤素不相识，为何为他们奔走呼吁？
刘锡伟：我不是为了邱兴华一个人，而是为了弱势的精神病人群体和软弱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呼吁。精神病人是弱势群体，作案以后，就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不仅他们的权利很难保障，就连其亲属也受到社会歧视。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精神病人犯罪现象，对这一问题如果不重视，而是将他们视为正常人一杀了之，有失公平，也违反法律。
记者：邱兴华案目前尚没有二审判决，您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是干扰司法。
刘锡伟：我不是干扰司法，而是想维护法律的公正。我国的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犯罪应该判决无罪或从轻处罚。而英国从1843年麦克。纳顿条例（参见文后注） 开始就有了这一做法，这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个巨大突破，是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然而，16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精神病司法实践中还是障碍重重。
记者：有哪些障碍？
刘锡伟：主要体现在精神病司法鉴定上。我国刑法尽管对精神病人犯罪有着明确无罪或从轻处罚的条款，但司法鉴定的主导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只有他们认为应该做的鉴定，司法鉴定部门才会去做。而经常的情况是，司法机关或者出于自身认知水平的原因，或者因为快速结案的冲动，往往不提起鉴定，这样就会出现错案，把一些精神病人送上刑场或送进监狱。
这次去广西，我原来工作的医院精神科的现任负责人告诉我，监狱曾经请他过去看病，结果他一次治疗了20多个精神病犯人。当然，20多个不能说都是错案，但肯定有错案。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刘锡伟：主要是传统观念和长官意志的影响。多年来我们的司法已经习惯了杀人偿命，习惯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此精神病司法鉴定面临极大的阻力。我在担任广西司法鉴定小组组长期间，当时的卫生厅厅长曾经3次帮助我“转弯”，让我改变看法，不要轻易给嫌犯下精神病的结论。
记者：工作做通没有？
刘锡伟：没有，我反而把工作组的人说服了。他们后来又找到我的一位司法鉴定方面的老师和前辈，让他说服我珍惜自己的前途。我说，我正是因为珍惜自己的前途才坚持这样做，如果我不讲原则瞎鉴定，以后若是错案，签字的人是我，承担责任的还是我。别人是不会认账的。
记者：这样的情况是否普遍？
刘锡伟：我只能说有一定代表性。据我所知，一位我熟悉的同行在给一个嫌疑犯做鉴定时，因为做成了精神病，法院竟然不给报销来回路费。结果他很正直，不给报我也照样鉴定。后来有的专家就总结出一套经验：如果是有权力和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如果真是精神病的话，做成精神病鉴定也无妨。如果是农民和其他翻不了多大浪的普通人，就鉴定不是精神病，杀了也就杀了。
记者：这些年，你做过多少起这种精神司法鉴定？
刘锡伟：不是太多，大概不到100起。
记者：结果如何？
刘锡伟：大部分都是精神病。你可以想象，连他们（指司法人员）都感觉到了，我们专业人士不可能看不出来。我印象中，好像只有两起不是。
记者：现在有一种倾向，总是容易将精神病鉴定与司法腐败联系在一起。精神病鉴定常被看作是为嫌犯开脱的手段。
刘锡伟：有这种情况，但是极为个别。根据我50年的工作经验，精神病人装是装不像的，尤其是在专业人员面前。鉴定人员拿了被告人好处作出精神病结论的情况也有，但不多。目前公开的数字是，我国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有10%的“误诊率”，绝大多数都是把精神病人鉴定为非精神病人，或者把重型鉴定为轻型。
记者：被无罪释放的精神病人是不是仍有可能作案？
刘锡伟：有这种可能，这正是精神病人司法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一旦再次作案，谁都无法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有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作鉴定，或者鉴定成不是精神病，一关了之，甚至一杀了之。
记者：这样做的后果如何？
刘锡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或许可能暂时平息“民愤”，但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因为精神病人犯罪现象等于被隐瞒了，而这种现象并不因为隐瞒而消失。其结果就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作案现象。
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司法精神病鉴定学科无法发展，越来越弱。最终的结果，就是让这个群体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和谐。
记者：有人说，精神鉴定的主观性较强，不同专家往往有不同意见，因此说服力不够强。
刘锡伟：精神病是一种疾病，跟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医生诊断起来都有主观性，但是病症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你无法抹杀掉。有病不会变无，无病不会变有，在此问题上，我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记者：在邱兴华杀人案中，一审公诉人和法院都认为，邱兴华作案前作了精神准备，会踩点，作案后还会逃跑，甚至能从警方严密的包围圈中逃脱，因此认为他精神正常，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我本人也感到奇怪，如果他是精神病人，会有这么多人看不出来？
刘锡伟：这是一个精神病学上的专业问题。精神病人发病有这样的特点：时轻时重，时隐时现，时有时无。需要注意的是，邱兴华的母亲和表哥，都是中年以后才发病的。但发病症状又不尽相同，轻重也不一。而且，很多精神病人都是高智商的，比如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欣克利，他要想刺杀里根，要掌握里根的行踪，还要避开他的警卫，这是一般人根本办不到的。欣克利最后被证明是个精神病人，并被法院判决无罪。邱兴华在法庭上的表现，一般人可能只是觉得奇怪，但不会视之为精神病人。但就专业人员而言，症状已经足够明显了。
记者：您并没有与邱兴华本人见面，怎么敢下这样的结论。
刘锡伟：我有50年的精神病工作经验，跟任何一门学科一样，精神病学是有规律的。仅就我能掌握的资料，这些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我相信很多专业人员都看得出来，但他们不说。我咨询过北京一位权威的精神病学专家，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他认为，即使邱兴华是精神病人，也应该被判死刑，否则对被他杀的11个人不公平——他显然不是法学专家。
记者：据媒体报道，您认为马家爵也患有精神病？
刘锡伟：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当然，马家爵也做过精神鉴定，但结论不是精神病。
记者：你说你在一些司法机构的某些人眼里，是个制造麻烦和不受欢迎的人。
刘锡伟：其实这是他们的误解。我是一个有着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知道我国的党政和司法机关是如何运作的，一些因为未作精神病司法鉴定导致的错案，出面承担责任的人，往往不是制造错误的人。所以我在给陕西省有关领导的电报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请不要把我视作制造麻烦和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恰恰是爱护你们，并且为你们下属的政治前途负责的。因为司法精神鉴定介入得越晚，错案的级别就可能越高，涉及的人员就可能越多。当然，如果想一错到底，不作鉴定，或许没有人承担责任。但是，社会终究要为其埋单。
-链接
麦克· 纳顿条例
1843年，苏格兰人麦克。纳顿受妄想的支配，企图杀死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但他不认识皮尔，结果杀死了皮尔的秘书。舆论一片哗然。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关注下，召开了特别会议。审理中，律师称麦克。纳顿患有精神病，不知道对与错的区别，不知道他的行为的性质和后果。陪审团最终被说服，法庭判麦克。纳顿因精神错乱而无罪。这一判例促成了麦克。纳顿条例。
我国法律关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参照了该条例。
我国刑法第18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邱兴华精神病家族史及其九种精神异常表现
陈志华
11月23日，我在西安会见邱兴华的妻子何冉凤，与她交谈近5个小时，掌握了邱兴华案发前的种种怪异表现及其家族精神病史，并参考有关媒体报道，遂成此文。
一、精神病家族史
目前有充分证据证实，邱兴华的母亲精神不正常，主要表现为行为异常和思维障碍，终日自言自语，称别人整她。邱的外祖母精神亦不正常，表现为经常在河坝旁自言自语，边说边哭等。邱的亲表哥（母亲哥哥的儿子）也有精神不正常表现。此外，表哥的儿子也有类似表现。尽管由于农村条件所限，这些人未到医院确诊，但仅凭上述表现即可断定患有精神分裂症。一家三代四个精神病人，构成完整的精神病家族史。
二、精神异常表现
1.性情改变。邱兴华自小性格内向，脾气倔强，做事认真，学习成绩良好。邱的婚姻曲折，婚后夫妻感情尚好。尽管夫妻有时也发生争吵，但无大的冲突，邱亦未对妻的人品表示过怀疑。邱以往对3个孩子很好，孩子也很喜欢他。
然而，自2005年下半年起，邱兴华和以前比就像突然变了个人。邱妻明显感觉到其笑容与往常不同，好像换了个“像”。邱脾气变得非常暴躁，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也不再关心孩子的学习。
2.行为异常。在性情改变的同时，邱总称心慌，让孩子用手使劲掐其头皮，甚至自己用拳头捶打胸口，却感觉不到痛。邱经常夜里突然醒来，嘴里自言自语。在二上铁瓦殿前，邱曾失踪数日。在二次从铁瓦殿下山的路上，邱不时钻进树丛，行为举止异常；邱还撕扒妻子衣服，揪妻子的头发，辱骂妻子。但当看到妻子手出血时，邱的态度又发生转变，抱着妻子痛哭，为妻子洗脚。在下山与妻子分手后的数日内，邱再次去向不明，据说晚上睡在树林里。邱在铁瓦殿杀人后，竟然还留有借条：“今借到各位精仙的现金柒佰贰拾贰元贰角正，借款人：邱金发。”上述行为显然异常。
3.精神病性幻觉。在案发前5天，邱突然回到阔别8年的何家梁岳父母家，期间有人看到他在脸盆中放两块石头，却对人说是“螃蟹”。邱初上铁瓦殿前，对妻子说自己一个多月前曾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和儿子站在一个二层楼上，等等。邱对一个多月前的梦境记忆得如此清晰，与常理不符，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其所述内容的真实性。邱再次上铁瓦殿前还曾对其妻说，他碰到了一个80多岁的白胡子、白发、白眉毛、拄拐杖的算卦老头，但一会就不见了。根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当地根本没有邱所述的这个人。另外，邱在此前曾对其妻说，是何某某等人说他妻子有外遇，但实际邱与这些人已多年不来往。
邱的上述表现很可能属于精神病性幻觉，包括幻视、幻听等。精神病性的幻视、幻听现象往往具体而生动，但却与现实不符。
4.妒忌妄想。妒忌妄想是邱兴华最突出的精神病症状。2006年5月19日，邱从外面打工回家后，精神异常表现日趋明显。邱开始对其妻表示怀疑，辱骂、殴打妻子，认为妻子 “不要脸”，要求妻子一起外出打工。5月23日，邱突然对妻子说“我觉得两个女娃不是我的。你做了那个事情你不承认了”。无论妻子如何解释，邱仍坚持其看法，并提出抽血化验以确定两个女儿是否为其亲生。
二上铁瓦殿期间，邱的妒忌妄想症状明显加重。邱在殿里烧纸、磕头，自言自语，称“人家做了都不承认”，“天哪，天哪，祖师爷呀，你要给我证明啊！”邱不顾道观规矩，强让妻子摸真武祖师的胡子、道袍，如果妻子拒绝，则可证明女儿不是他亲生的。但在妻子被迫摸了真武祖师的胡子、道袍后，邱仍坚称两个女儿不是他的。
所谓妒忌妄想，是指病人无根据地认定其配偶有奸情，虽经子女、亲友等证明、解释或劝说，但仍坚信不疑。在本案中，法庭审理认定邱兴华的想法纯属其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但邱仍深信不疑。在一审被判死刑后，邱提出上诉的惟一理由是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她妻子对他有“不忠”行为。据此，可以认定邱兴华在案发前有病态的妒忌妄想，并与后来在铁瓦殿杀人有直接关系。
5.思维破裂。邱在铁瓦殿杀人后，曾将道观内一只白公鸡杀掉，用鸡血在一硬纸板上写道：“古仙地 不淫乱 违者杀 公元06”和背面“圣不许 将奸夫淫婆以○六年六月二十晚”的字样。
邱书写的内容令人费解，极似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破裂性思维。此类症状系属严重的思维联想障碍，表现为语句内容相互脱节，甚至缺乏逻辑联系。
6.思维散漫。人们注意到，邱在一审时的自我辩护内容令人费解。邱在陈述了其杀人理由后，突然以杀牛举例。邱称，“好比我种了一块玉米，叫一头牛给吃了，我去找放牛娃没找到，一气之下把牛杀了，要我赔牛，我就要你赔我的玉米苗。”
邱的上述表现极似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思维散漫症状。这也是一种思维联想障碍，表现为病人每一句话或每一段叙述的语法结构或逻辑尚完整，但整篇谈话结构内容很散漫，缺乏固定的指向。
7.情感淡漠。在被抓获后，邱表现得非常镇静，述其杀人的理由是熊万成调戏其妻子，所以要杀他。在法庭上，邱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极其冷漠，面对血腥的杀人现场图片及凶器毫无表情，回答公诉人提问及法庭问话时亦表现非常镇静。
这容易使人们认为其精神正常。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很可能是其情感淡漠的病态表现。所谓情感淡漠，系属精神病人的情感反应障碍，其特点是对客观事物和自身情况漠不关心，缺乏内心体验。情感淡漠是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一个特征性症状。
8.杀人手段残忍，滥杀无辜。邱案之所以引起极大民愤，其原因之一是其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滥杀无辜，非常人所为。邱先向受害人头部各砍数刀，随后，又用斧头再次向每人头部砍击，致其10人全部死亡。而后，邱又将熊万成的眼球、心肺、脚筋挖出，炒熟喂狗。
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教授认为，此属典型的精神病人“剩余杀人”现象。刘教授认为，所谓“剩余杀人”是对方已经被杀死，还要继续砍杀，常出现于精神病人杀人。
9.无自知力。此处所述自知力，又称内省力，是指精神病人对其本身精神病状态的认识能力。判断病人有无自知力及自知力的完整程度，对评估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目前，邱仍然坚持认为其妻有外遇，与熊万成有不正当关系，称自己精神正常。这恰属精神病人无自知力的典型表现。邱的表述本身即属病态。邱无自知力的行为也导致其拒绝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而这一点尚未引起审判机关的重视。
综合邱兴华的精神病家族史及其精神异常表现，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我本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邱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多起病于青壮年，常缓慢起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障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以妄想为主，常伴有幻觉。邱兴华最突出的精神病性症状，是其坚固的妒忌妄想，而邱杀人动机亦因此而产生。
（作者简介：陈志华，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系我国第一位司法精神病学硕士，有多年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经历。1993年开始律师执业，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主任。）
-邱兴华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如能顺利展开，那该如何进行——
-必须让鉴定专家-在法庭上辩论起来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 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看，司法鉴定领域面临的头号问题是高度垄断化。司法鉴定一旦走向垄断化，法庭上就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对抗性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办法委托一个独立的鉴定人，对发生争议的同一个行为作出鉴定结论。
- 当年美国欣克利案是这方面的一个著名案例。欣克利非常仰慕女演员朱迪。福斯特，他就想以刺杀里根总统的壮举来引起福斯特的注意。后来对他进行精神病鉴定，检方找了3位鉴定专家，作出的鉴定结论认为他没有精神病，欣克利的律师请了5位顶尖级的鉴定人，他们当中有的知名度还超过检方的鉴定专家，作出了相反的鉴定结论，认为欣克利有精神病。
- 法官没有先排除辩方的鉴定结论，而是先审查鉴定专家的资格，比如有没有职业道德问题、以前鉴定有没有出过问题、有没有专业方面的知识，等等。开庭的时候，双方的鉴定专家都到场，双方进行交叉询问，整个庭审的过程就是控审双方的鉴定结论是否成立，结果陪审团认定，检方鉴定结论的信服度低于辩方鉴定结论的信服度。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辩方的鉴定结论更有说服力，最后法院判定，欣克利有精神病，送医院治疗。
- 当然，中国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形成一种控辩双方各自委托专家进行鉴定、法庭上进行交叉询问的制度，让鉴定专家在法庭上进行辩论，给公众提供一种场景：鉴定结论的竞争化、自由化、对抗化。
- 由于我们没有这种制度，法庭上永远只有一面之辞，而检察机关提供的鉴定专家，那个人可能本来就是个公安、检察机关的干部，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公众对司法鉴定的公信度永远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