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主办，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办的第3届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于2006年5月27日至29日在昆明世博花园大酒店召开。来自全国的代表共计370余人，收到会议论文181篇。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教授担任本次大会主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严律南教授、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窦科峰教授担任副主席。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黎介寿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汤钊猷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黄志强院士、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范上达院士、中华医学会组织管理部周赞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赵玉沛教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陈实教授等参加了本次大会。
在两天的会议上，有近40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作了精彩发言，与会代表就器官移植有关的手术学、麻醉学、病理学、影像诊断学、护理学、术后中长期管理及实验动物学、分子生物学等诸多临床和基础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本次大会前后共有19位国内外著名专家分别在小肠移植、肝癌肝移植标准制定、肝移植后胆道并发症防治、中国肝移植数据库情况以及如何提高肝移植手术疗效等方面做了专题报告。肠移植，尤其是小肠移植是器官移植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黎介寿院士就肠移植的发展历程、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阐述。他指出虽然肠移植在1964年即开始进行初步尝试，但早期临床实践结果均预后不佳，因此肠移植长期处于停顿状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肠移植才重新获得了发展。小肠移植的难点主要在于小肠含有丰富的淋巴细胞，导致术后较高的排斥反应发生率；肠道内存在大量细菌，术后易致严重感染；肠道功能复杂，移植后功能恢复率低等。单纯小肠移植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高达88%～100%；即使联合移植肝脏等具有免疫特惠现象的器官，移植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仍达66%.肠移植后细菌易位等导致的感染亦严重影响移植肠的存活率，并成为排斥反应后死亡的主要原因。肠移植后受者存活率及移植肠存活率与移植类型、移植中心规模、移植年代、免疫抑制方案等相关。目前肠移植例数超过100例的中心全球仅6处。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在1985年起即开始进行小肠移植动物试验，并于1992年获得成功，猪小肠移植最长存活达554天；该院1994年开展我国首例小肠移植获得成功，2003年4月开展国内首例肝肠联合移植再次获得成功。黎介寿院士指出，小肠移植仍然是不可逆转肠衰竭的理想治疗方法；抗排斥反应策略及控制感染是提高疗效的重点；供体质量对受体术后排斥反应和感染的发生有决定性作用；并预计单一小肠移植仍是肠移植中最多的术式，防止小肠移植慢性失功将是一项困难而又必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是肝癌高发地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汤钊猷院士在回顾20世纪肝癌研究进展后指出，21世纪肝癌研究应重视对肝癌转移危险性的预测和预后的评估。肿瘤复发和转移将是肝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建立肿瘤转移模型、寻找转移潜能起源、筛选相关分子、研究肿瘤微环境、提高机体免疫等将是今后研究的方向，并预期生物学将对攻克肝癌起核心作用。在肝癌的治疗上，既消灭肿瘤、又最大限度保存器官功能和减少对机体损害的理念已逐渐得到重视和承认。综合治疗仍将是肿瘤治疗的长远方向，应重视外科治疗和生物治疗在综合治疗中的地位。肝移植是治疗肝癌的有效手段，但我国肝癌肝移植仍面临供肝来源、脑死亡立法、肝癌/肝炎复发等诸多问题。肝癌肝移植及其纳入标准始终是器官移植领域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我国目前尚缺乏适合我国国情和肝移植实际情况的肝癌肝移植选择标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郑树森院士报告并总结了该中心肝癌肝移植经验，并对影响肝癌肝移植预后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统计资料显示，肿瘤TNM分期、门静脉癌栓、肿瘤数目、肿瘤分布、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肝硬化背景、术前AFP水平是影响肝癌肝移植预后的可能因素；进一步多因素分析表明，门静脉癌栓、肿瘤累计直径、组织学分级、术前AFP水平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肝癌肝移植受体选择标准——杭州标准：（1）无门静脉癌栓；（2）肿瘤累计直径小于等于8 cm或肿瘤累计直径大于8 cm、术前AFP小于等于400 ng/mL且组织学分级为高/中分化。通过对该中心肝癌肝移植受者资料回顾性分析表明，符合杭州标准和不符合杭州标准肝癌肝移植受者的1年、2年、3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87.9% vs. 40.0%、79.2% vs. 25.9%、74.8% vs. 23.5%，1年、2年、3年无瘤存活率分别为85.1% vs. 30.7%、82.7% vs. 21.4%、72.9% vs. 7.7%，均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杭州标准较Milan标准扩充了31.3%的受者，且符合杭州标准病例、扩充病例与符合Milan标准病例分别比较，其存活率均无明显差异；符合杭州标准的肝移植组与肝切除组存活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杭州标准较Milan标准明显扩大了肝癌肝移植的纳入范围，且不影响受者存活率，使得更多肝癌患者得到肝移植治疗，也更加适应我国的国情。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樊嘉教授根据其经验亦提出了肝癌肝移植的上海复旦标准，即单个肿瘤直径小于等于9 cm，或多发肿瘤数目少于等于3个且每个肿瘤直径均小于等于5 cm、所有肿瘤直径总和小于等于9 cm，无大血管侵犯、淋巴结转移及肝外转移。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沈中阳教授亦报告了该中心的肝癌肝移植资料，并认为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均应纳入肝癌肝移植绝对禁忌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夏穗生教授回顾了肝癌肝移植的发展历程，就肝癌在肝移植中的地位、国内外对肝癌肝移植评价的基本分歧等发表了见解。胆道并发症是困扰肝移植开展的难点问题，严重影响肝移植受者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黄志强院士就肝移植后胆道并发症的发生原因及其预防措施做了系统阐述，指出胆道并发症早期以吻合口瘘、肝断面胆瘘、段肝管瘘、T管瘘、胆泥、肝动脉栓塞等为主，晚期以胆道吻合口狭窄、非吻合口狭窄、拔T管瘘、肝管狭窄等为主。他指出，缺血性胆管病变可能是门管区慢性炎症反应的共同归结，包括炎症细胞浸润、血管炎与血管闭塞、胆管周围纤维组织增生、小胆管增生、汇管区纤维化、汇管区缺血等。缺血性胆管病变可表现为胆道破坏、狭窄甚至移植物功能丧失，多发生于肝门部胆管分叉处，这可能与该部位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特殊的分布和走向有关。他还针对胆道吻合方式、是否留置T管等有争议问题作了分析。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窦科峰教授就肝移植术后肝内胆管狭窄的治疗选择做了探讨，认为对于该疾患在预防上应注重供肝质量控制、减少冷热缺血时间、加强胆道灌注、尽量减少对胆管血供的破坏以及控制缺血再灌注损伤、加强术后检测等；在诊断上重视胆道造影和磁共振胆道成像的应用；在治疗上应根据胆道狭窄的实际情况选择治疗方法。对于弥漫性肝内胆管狭窄，轻度患者仅需保守治疗并注意持续的临床监测；中度患者根据病情可选择保守治疗或内镜介入治疗；重度患者适时选择再次肝移植。对于局限性肝内胆管狭窄首选内镜或者介入治疗，保守治疗无效、内镜或介入治疗施行有困难的情况下考虑手术治疗，在上述方法均无效情况下最终选择再次肝移植。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董家鸿教授强调，早期发现和及时处理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对于提高受者存活率和改善其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肝移植后梗阻性黄疸患者未必伴有梗阻近端胆管的扩张，这会给黄疸原因的鉴别诊断带来困难。ERCP有诱发急性胆管炎并加重肝脏功能损害的危险，应安排在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之前施行。MRCP可作为肝移植后胆管狭窄的首选诊断方法。他同意应根据发病时间、病变类型、胆管树受累范围和严重程度、肝功能损害程度以及患者全身情况来选择合理的治疗策略和方法。长期以来，我国肝移植工作缺乏多中心数据共享平台。2005年2月我国21个主要肝移植中心启动了中国肝移植注册项目。
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范上达院士就2005年度中国肝移植注册数据结果做了总结和分析，指出截至2006年1月底共登记3892例肝移植数据，其中3350例主要参数完整度大于90%.男性占85%，女性占15%；以50~64岁组所占比例最大（49.4%），其次为35~49岁组（36.6%）；HBV相关性肝病占87%，肿瘤占49%；肝功能Child A、B、C级患者分别占27.6%、31.5%和40.8%；MELD评分小于等于10分、11~18分、19~24分及大于等于25分各占16.4%、28.3%、18.3%及36.9%；尸肝全肝移植占98.5%，活体肝移植占1.1%；同种血型肝移植占91%，血型相容肝移植占8.3%，血型不相容肝移植占0.7%；再次肝移植83例，三次肝移植6例，四次肝移植5例；院内死亡率8%；移植后并发症以术后糖尿病（34.8%）、胸腔积液（33.7%）、感染（32.3%）等为主，胆道并发症发病率为6.7%；移植后1年、3年、5年累计存活率分别为84%、80%和76%.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受者存活率与受者年龄、肝功能Child分级、MELD评分、是否首次肝移植、尸肝肝移植还是活体肝移植、供受者ABO血型是否相合、基础疾病为良或恶性疾患等有关；肝癌肝移植受者存活率与肿瘤TNM分级及是否符合Milan标准有关。他指出，年龄小于18岁者存活率低于其他年龄组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长期观察。将香港赴大陆地区接受肝移植的受者作为对照组进行分析发现，对照组存活率明显较低，但2005年大陆肝移植数据结果与对照组结果相符。他认为这可能与2005年前大陆肝移植病例失访率较高有关。2005年以后大陆肝移植随访资料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随访方式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零星转为系统，随访频率也得到增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冷希圣教授结合自身诊治经验就肝移植时代门静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问题作了报告，指出我国门静脉高压症治疗仍面临死亡率高、总体生存质量差、仅少数人适合外科手术治疗等困境，出血是门静脉高压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目前肝移植治疗门静脉高压症尚面临诸多问题，如门静脉广泛血栓形成影响肝移植施行、移植后门静脉血栓发展可能导致肝脏失功能、巨脾的处理、既往手术导致的腹腔黏连和肝门周围侧支循环、继发肺动脉高压和肝肺综合征、移植前大出血和移植后出血等。他同时介绍了改良式Sugiura手术治疗门静脉高压症上消化道出血的经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波教授就肝移植门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和治疗作了阐述，指出广泛的门静脉血栓形成不再是肝移植禁忌证。部分门静脉血栓形成或血栓累及范围较小者可选择切开门静脉取栓、门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吻合、门静脉与侧支静脉吻合等手术方式，对于门静脉血栓完全形成且较广泛者可选择门静脉动脉化、肝肠联合移植、腔门静脉半转位术等。他系统介绍了腔门静脉半转位术的治疗经验，认为对于常规不能重建肝门静脉血供时，这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法，但其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观察评价。肝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实体器官，有着较为特殊的免疫学表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陈实教授就肝移植免疫特惠现象及影响免疫耐受的因素、HLA配型对于肝移植的影响及肝移植是否需要HLA配型等方面做了综述与总结。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McCaughan教授总结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乙肝和丙肝相关性肝病肝移植后免疫抑制治疗经验。他分析了拉米夫定、阿德福韦、乙肝免疫球蛋白在预防肝移植后乙肝复发中的作用及各种免疫抑制剂对乙肝病毒的影响，认为应用激素可能增加乙肝病毒复发的概率。在丙肝相关性肝病肝移植后免疫抑制治疗方面，他认为即使出现急性排斥反应也应避免增加激素，同时避免使用OKT3；环孢素A和普乐可复对预后无明显差别，但应尽量降低其血药浓度；如果使用霉酚酸酯，应尽量减少其他免疫抑制剂用量。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李立教授就移植免疫耐受机制、诱导和维持免疫耐受方法、移植免疫耐受的临床尝试及其主要障碍等方面进展做了回顾。我国活体肝移植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严律南教授就成人间活体肝移植的发展历程、其临床优势及对供体的危险等作了回顾，并就供体手术技术、肝静脉及肝中静脉重建、门静脉变异、肝动脉变异、胆道吻合等进行了阐述。随着肝移植手术技术的日臻完善，围手术期处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朱继业教授阐述了肝移植中液体治疗的重要性，强调肝移植围手术期液体治疗的第一目标是维持有效循环容量，保证肝、肾、心、肺、脑等器官灌注；第二目标是维持血氧携带能力，保证组织氧合；第三目标是维持适当的凝血状态，恢复正常的内环境稳定。肝外器官与肝脏功能的恢复取决于对这些器官的灌注和氧合——容量治疗；液体在体内的异常分布反映了受者病理状态的严重性；虽纠正液体异常分布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但应尽可能满足有效循环的需要及维持组织灌注的需要，改善局部供氧环境，给机体自然恢复的机会。肝移植后GVHD的发病率在1%~2%左右，目前全球范围内缺乏大样本报道。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梁廷波教授报道了7例肝移植后GVHD患者的发病特点和临床特征：急性GVHD患者预后不佳，死亡与骨髓抑制有关；慢性GVHD预后较好。下调免疫抑制剂剂量、联合应用大剂量激素和静脉滴注免疫球蛋白是治疗GVHD的选择方案。鉴于我国移植学界对肝移植后GVHD尚缺乏系统的了解和研究，他呼吁国内各移植中心通力合作，建立该类病例共享数据库，为总结肝移植后GVHD诊治经验奠定基础。梁廷波教授还报道了12例ABO血型不合的肝移植的疗效及其预后影响因素。他指出，ABO血型不合肝移植围手术期死亡率高，其预后可能与受体血型、术前状况、原发疾病和术中脾切除等因素有关。在急诊情况下，O型血受体的ABO血型不合肝移植是可行的，非O型血受体则需谨慎。他在这两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均属率先报道。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陈规划教授就重型肝炎肝移植的手术时机选择、围手术期并发症防治等做了阐述。他认为目前虽然存在多种手术时机判断标准，但都有相应的优缺点，应根据临床实际灵活掌握和运用。同时应加强对于营养不良、感染、肝性脑病、凝血功能障碍、肝肺综合征和肺动脉高压、肝肾综合征、中央脑桥髓鞘脱失等并发症的防治。中国医科大学刘永锋教授就胰腺移植和胰岛移植适应证掌握、并发症防治等方面做了总结，指出控制排斥反应、提高早期诊断率是胰腺移植面临的主要问题。胰岛移植应注重提高胰岛细胞的分离纯化率、提高移植胰岛存活率及优化免疫抑制方案等方面的研究。
本次大会上，来自各移植中心和医疗单位的医学科技工作者们做了精彩的大会发言。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浩报告了3例劈离式、活体和自体原位肝移植病例，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邓贵龙就肝移植术后HBV再感染的治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吴问汉就复杂血管解剖的亲体肝移植手术、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彭民浩就肝移植术后早期非肝动脉栓塞胆道缺血性损伤并发症的预防、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叶启发就半离体部分肝切除及自体肝移植技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钱建民就肝移植治疗慢性重型肝炎手术时机选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卢实春就肝移植术后移植物HBV再感染的预防、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学浩就活体肝移植若干关键技术及改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陈永兵就雷帕霉素在肝移植中的作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王伟林就脾切除对肝移植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夏强就早期肠内营养对肝移植术后肠屏障及细菌移位的影响、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宋振顺就终末期肝病评分系统对肝移植患者预后的分析、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王曙光就原位背驮式肝移植附加暂时性门腔分流对受体内环境和移植肝功能的影响等作了报告。
本次大会还从会议投稿中精心挑选了48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制成展板，以方便与会代表学习。这也是本次会议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新形式。参加大会的代表们通过2天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在今后的工作中各单位将进一步加强联系，协作攻关。代表们对本次大会的组织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为同行们建立了一个交流合作学习的平台。会议还拟定2008年第4届器官移植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届时将由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主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