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道了上海患病小伙苏州变性的消息后，引起了广大读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昨日，晨报记者获悉，陈瑜的变性手术进展顺利，隆胸手术已经全部完成，估计将于近日拆线。据院方透露，陈瑜接下来将做面部整容手术，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经过陈瑜的介绍，记者了解到他们群体保持联系的网站，并有幸采访到另外两位变性人。
昨日，“中国变性手术之父”何清濂教授在接受晨报采访时专门澄清，易性病是一种非常顽固的心理疾病，而患有此病的人也是病痛的受害者，也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尊重，他们与同性恋、异装癖、精神分裂症以及人妖等群体存在本质区别。
“有了网络让我不再孤独”
“在知道这个网站之前，我的生活真得非常孤独，”谈起过去的生活，陈瑜曾经感叹，“因为没有人理解你的痛苦，更不会有人了解你的内心，在很多人眼里，我都是以怪物的形态而存在。”
陈瑜透露，由于从小被妈妈当成女孩抚养，他的内心一直认为自己应该是女孩，而且喜欢穿女孩的衣服打扮自己，说话也总是一副娘娘腔。
“当时，我虽然不敢穿，但还是偷偷拿妈妈或者姐姐的衣服放到自己屋里，”陈瑜承认， “以至于后来，父亲发现后都对我表示怀疑了，他可能无法理解儿子的行为。”他说，上学后还是男孩打扮，毕竟学校还是人比较多的地方，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虽然因为嗓音经常受到同学的嘲讽和讥笑，但他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其中既有男的也有女的。
陈瑜透露，自己曾经和家人，包括父母在内，说起过自己的痛苦，但他们始终不能理解，更不可能和他进行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对他的问题总是一笑而过，以至于后来他很少同家人交流。
“爷爷是医生，家里有很多医学书籍，”陈瑜苦笑着，没有一点自豪，“从很早开始，我就偷偷看这些医学书籍，而且知道激素能够维持女性的特征。”从19岁开始，陈瑜就从外面购买激素，自己偷着使用。
“后来，多亏了网络的出现，我知道了更多变性人的存在，并加入到这个圈子里。”说到这里，陈瑜有些庆幸，“我经常上网，后来找到了这个专门网站，现在几乎已经是版主接班人了。”他说，从这个网站，他理解了更多关于易性病的知识，结识了很多圈子里的朋友，一起相互鼓励、疏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鼓励朋友去做变性手术。
“现任版主是我的干妈，也是很早就做了变性手术，因为以前没有专门的活动圈子，她才创办了这个网站，并成为变性人群体活动、联系的地方，大家都是以网名进去，并在论坛里发言讨论，”陈瑜透露，“如果谁完成手术了，他（她）会发表声明，从此退出这个圈子，寻求一种正常人的生活，这已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但也有少数会继续留在这个圈子，义务帮助那些后来的患者。”
“其实，我已经很幸运了，生长在大城市里，”陈瑜对此表示担忧，“那些生活在小城市甚至农村的易性病患者，受到的痛苦可能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了。”
个例一：国内首例公开报道的变性人
“好啊，我们可以见面聊！”昨日，晨报记者小心拨通了秦惠英的电话，本以为会遭到拒绝，但对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见面采访的要求。1990年，秦惠英在上海接受了男变女的变性手术，并因为是国内公开报道的首例，受到全国乃至海外的高度关注。
她个头并不是很高，处处透露着中年女性的气息：蝴蝶发夹挽住的长发一直披到肩头以下，斜挎着一个棕色单肩女士挎包，一条浅色长裙给人朴素本分的感觉。
“我又刚换了一家公司，才去上班不到一个月，”谈起自己，秦惠英不免有些沮丧，神情中透露出颇多无奈，“大学毕业后，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漂，不知还会持续多久。”
1985年，秦惠英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她没有去分配的北京一家相当不错的单位，而是报名到云南支边。之所以这样，她有着自己的打算，因为从小患有易性病，秦惠英毕业时这种感觉愈加强烈，她认为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穿那些鲜艳的衣服，肯定不会受到大家的注意和怀疑。1987年，秦惠英却因为先后两次自残被退回到复旦大学。“当时，我受到的处分是犯了政治错误，道德败坏，立即开除，”现在讲起，秦惠英哭笑不得。
由于自残，秦惠英的排尿受到很大影响，一次小便需要持续三四个小时，甚至危及到了生命。1990年，变性手术完成后，秦惠英开始在浦东一家学校教书，之后到了一家长毛绒玩具公司，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她和另一个朋友下海了，忙活两年后失败。1996年下半年她去了厦门，帮人开办整形医院，1997年回到上海，她先是在一家医疗设备公司，后来还与人开办美容院，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成立一个家庭，过正常人的生活，”她承认，“目前仍在寻找中，还没有具体进展。”
个例二：手术后，她在海南从事人妖表演
找到周娜（化名）并不容易，她手术后长期在海南从事“泰国风情”表演，近期才有机会回到湖南衡阳老家。1993年，作为武汉市首例变性手术，周娜接受了男变女的转换。
周娜透露，她的病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没有达到秦惠英自残的地步，但也需要做手术治疗，她后来跑到武汉一家医院做了变性手术。之前，她在老家当地铁路部门工作。
“做完手术后，由于周围环境的压力，我办了病休，”周娜称。1998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她随团到福建石狮一带演出，后来回家乡做婚纱影楼生意，也是受到大家的冷落。2001年，还是朋友介绍，她来到海口，在一家娱乐城做“泰国风情”表演，也就是“人妖”表演。后来，她还有过拍电影的机会，但由于客观因素而告吹。
“表演的收入很高，每月可以达十多万元，”周娜坦承：“这也是后来又从事表演的主要原因吧。”2003年，周娜再次来到海南，在三亚的多个娱乐城表演，而且一呆就是两年多，父母一直陪伴她在那边。“时间久了，感觉演出圈子很乱，我也有了过正常人生活的想法，还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男友，”周娜透露，“再说三亚已经有了四五十个同样的变性人，在做人妖表演，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据悉，她现在认识的男友以前有过家庭，但由于破产欠债正在办理离婚。
“他欠债太多了，我正在尽力帮他，但不知结果如何，”周娜有些无奈，“他离婚的官司还没有判决，如果短期无望，我还会再回三亚的。现在，我感觉，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真的很难！”最后，周娜不无感叹。
社会学者：不要“妖魔化”变性人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陈瑜、秦惠英、周娜等人愿意面对媒体，诉说他们的遭遇和艰辛，但更多的变性人则选择了回避。“他们一直很矛盾，既想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尊重，又不愿意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已经研究变性人问题15年的社会学者吴兴人先生称：“他们主要顾虑的，还是社会的压力，主要是社会的偏见和误解，不但是他们本人，而且会殃及亲人。”
据吴兴人介绍，对于易性病的研究，国外要早得多，最早有所建树的是美国人马丁诺，1953年他的自传体纪实文学《变性人》，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世人介绍了身体、心理、生活等的变化，后来还获得普利策传记奖。马丁诺曾经调查了100名作过变性手术的患者，发现94%的患者因为不能被认可而搬迁，过起隐姓埋名的生活，70%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就搬到了郊区人烟稀少之处，只有20%的患者愿意留在城市里。“即使在美国，社会对变性人的舆论压力也是很大的。”吴兴人称。
吴兴人认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变性手术是对“男女有别”传统观念的极大冲击，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这种传统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的，很难短期改变人们的认识和误解。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媒体也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吴兴人认为：“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和报道，也加深了社会公众对变性人的误解和偏见。”
“中国变性手术之父”：公众对变性人缺少认知
“易性病是一种心理疾病，与同性恋有本质区别，”近日在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中国变性手术之父”何清濂教授称，“一般公众经常混淆，那是对易性病的一种无知。”他说，是否要求变性，是易性病与异装癖及同性恋的根本区别。
由于国内缺乏该统计数据，何清濂参照国外的数据估计，目前国内易性病患者应该达到 10万人左右，因为多种因素，很多患者根本无法得到有效及时治疗。据悉，何清濂教授至今已接到5000多封求助信，成功进行了154例变性手术，患者遍及除西藏外的大陆各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甚至还有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
何清濂透露，易性病患者对自我性别认同有障碍，认定自身为异性，渴望改变自身生理性别，而易装癖者以着异性服装为形式，仅为取得心理平衡，并无变性要求，属性行为异常。
何清濂进一步分析，“异装癖者偶然有要求变性的，但在明白变性手术实质后，多远而避之不再求医。同性恋者对自我性别认同，无变性要求，性定向指向同性，是对他人的感觉，以同性个体作为性爱对象。”
至于同人妖的区别，何清濂认为差别更大。他说，易性病首先是一种疾病，变性手术是一种治病救人的手段，是一种被动的医学治疗方法，而人妖纯粹是追求商业目的，主动进行的变性手术，这在泰国一带非常流行。
“即使是做过手术，有些患者的行为还是有些异端，不过并不能代表多数变性人，更不应该否定变性手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观察，吴兴人说出对于变性手术的看法。据悉，何清濂教授作过的154例变性手术，出院后表现均是正常的。“至于易性病的病因，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