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月以来，我国十多年来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主要的评论意见认为，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而其中的一个依据是，中国的医院患上了“美国病”。
所谓“美国病”，就是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医生一般都有提供过度服务的积极性。不过，美国还没有开大药方的现象，因为美国的医和药是分开的，但美国的医疗过度服务，主要表现在对手术的偏重上。即明明患者不需要动手术，医生就是给你动手术，或者经常让你接受不必要的检查。中国的医院也患上了“美国病”，过度提供服务，但中国特色是开大药方。而被迫接受大药方的不愉快经历，相信很多读者都碰到过。
还有一组数据非常醒目地摆在我们面前。日前，卫生部部长高强承认，我国医疗服务体系虽有很大的发展，但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高强引用卫生部一项调查结果说，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他认为，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群众看病难的基本情况”。
在这样一种社会情绪下，医院被认为是新的不公平的源头，而医生早已不再享有“白衣天使”的崇高评价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高强自己分析为：1.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他说，要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加快发展壮大医疗卫生资源。2.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卫生体系呈现倒金字塔型，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而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3.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相当多的群众靠自费就医。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8.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患病群众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4.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市场化倾向，公益性质淡化。高强说，公利医疗机构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5.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如国家审计署曾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所属10家大型医院抽查5家药厂46种药品，其中有34种药品成本申报不实，平均虚报1倍多。
卫生部长的这番接近于自责的表白透露出了我国医疗机构体系中的“美国病”病根，显然，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相差实在太远。
然而，“美国病”病根能够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大面积地蔓延开来，责任也不能够完全由卫生部门来承担。
笔者认为，有关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我们从一开始就低估了其必须支付的经济成本。那种“给政策、不给钱”的改革思路，最后只能使必要的改革成本被摊派到就医者的头上。而当市场机制———实际上也仅仅是价格机制进入这一系统时，就医者又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与此同时，却没有相应的市场责任机制提供必要的监督和纠正。这也是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游离于和谐社会目标之外的体制外因素。
改革当然没有回头路可走。应该明确的是，“十一五”期间，公共财政的支出中，必须加大对公立医院的基本投入。填补医疗卫生公共事业发展的资金缺口，扼制医院的利益最大化冲动。同时，还应立法规范医务人员的收入，必须将之完全纳入事业经费的支出体系，并切断其同医药厂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医疗机构才能够离“美国病”远一点，而离和谐社会近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