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等待接受角膜移植的患者有200多万，但因供体角膜缺乏，全国每年可以完成的全部角膜移植手术仅有2000—2500例，手术量还不到美国的1／10.
角膜材料依然匮乏
最近，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随机抽取3016名近十年在同仁眼库登记的资料完整的待捐献者，结论是：在角膜捐献志愿者中，年轻人多于老年人；女性多于男性；受教育程度高者多于受教育程度低者……
主持这项调查的同仁眼库主任潘志强博士说，随着角膜移植手术的开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医院面临角膜短缺的问题，尽管北京同仁眼库自1990年成立以来就开展了眼球捐献的宣传和登记工作，目前已有约4万人登记愿意身后捐献眼球。但每年实际发生的眼球捐献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如同仁医院每年登记需要做角膜移植的患者大约在1000例左右，但是能够得到捐献角膜的数量仅有100余例，其余患者手术则要靠国内外兄弟眼库支援或调剂角膜材料，以应急角膜穿孔等急症患者的需求。
年轻女性更具爱心
此次调查表明，志愿者年龄分布不平衡，30岁以下的青年所占比例超过2/3.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具有现代观念，但思想不稳定、期待遥远、身后执行可能存在变化的人群。而思想成熟、可执行期待较高的60岁以上志愿者仅占9%，志愿者年龄构成的年轻化是导致实际发生的眼球捐献少的直接原因。
资料还显示，30岁以下的女性更愿意成为志愿者，比例高达62.8%，明显多于男性。研究人员分析说，这可能与女性更具爱心和同情心有关。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志愿者为高中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生群体，他们占志愿者总数的84.78%；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仅为0.83%，二者差别明显。
由于年龄低，女性多是志愿者的基本特征，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志愿者的愿望与现实需求之间差距尚大。鉴于近年来国外有学者对角膜供体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高龄死者的角膜可能作为供体的希望增大，潘志强建议：首先，要面向社区，在老年人群中进行宣传活动，并组织登记，以保障获得稳定角膜捐献的必要条件；其次，要加强与已登记志愿者的联系，组织宣传活动、定期发放宣传资料，倡导利他主义的道德观念；第三，希望促进国家或地区立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保障遗体角膜的稳定来源。
多数志愿者与眼库无联系
在3016名志愿者中随机抽取330名进行电话访问中了解到，是否记得曾在同仁眼库登记志愿身后捐献眼球？目前对身后眼球捐献的态度是愿意、不愿意还是不确定？有无动员家人身后捐献眼球的想法？如果改变联系方法或居住地，是否愿意通知同仁眼库等问题。
这330名志愿者中，能够取得联系的有159名，占总数的48.2%；其中男性54名，女性105名；所有联系上的志愿者均回答记得曾在北京同仁眼库登记身后捐献眼球，并表示坚持身后捐献的愿望。关于是否愿意在联系方式发生变化后通知眼库并有无动员家人作志愿者的问题，仅有54名（占34.0%）回答愿意及时与眼库联系并曾经动员家人捐献；其余105人则表示无此愿望。联系不上的171名志愿者，绝大多数由于住址变更，没有及时通知眼库。从可以联系的志愿者的态度可以看出，很多志愿者在乔迁或电话变更后没有通知眼库的意识和愿望。
角膜捐献亟待立法
在谈到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法时，潘志强认为，角膜捐献不仅需要弘扬精神，更需要进行法制规范。北京同仁眼库成立十多年来，花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眼球捐献的宣传，医护人员带头登记，并已经有两位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和李荣德身体力行，在身后完成了捐献角膜的心愿。尽管这些工作提高了人们对眼球捐献崇高事业的认识，感动和带动了许多人加入志愿者行列，但是，由于我国没有相应的立法，加之思想观念、捐献渠道等方面的条件制约，目前各地眼库眼球捐献登记动员、角膜的采集、保管、使用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并存在不规范问题，角膜供体的供需矛盾仍十分突出。
据了解，世界各国的供眼来源主要依靠志愿者捐献和行政立法措施，提高公民的捐献意识。如美国近年的民意测验显示，90%的公民愿意身后捐献角膜和其他器官，其相关立法使得角膜供体成为其唯一可以满足临床需要并“出口”的人体器官；英国国会于1952年通过的“角膜移植法案”规定，如果死者已在国内32 个眼库之一登记过捐献角膜，医生有权取其眼球供移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