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动病”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还不算职业病，享受不到职业病的相关待遇，然而它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的健康。
“办公室人群工作时间紧，压力大，活动时间少，室内环境差，经常出差，经常坐，经常使用电脑，引起他们身体上，心理上的不适。
经常听到高校里，研究人员有过早去世的。“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何丽华老师说。
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世界范围内的十大职业病中，肌肉筋骨系统障碍、神经系统障碍和心理障碍分列第三、第七和第十位。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王生教授说，随着相关法律的完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中毒、矽肺等传统职业病的发病率呈递减趋势，而“白领综合征”等新“职业病”，或者叫新“劳动病”，对健康的危害则日益突出。
这些新“劳动病”区别于传统职业病的最重要的地方在于，我们目前的法律还不承认它们是职业病，自然，在新“劳动病”下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也就享受不到治疗职业病的相关待遇。然而，新“劳动病”已经严重威胁到当代人的健康。
脆弱的椎间盘
“躺在床上那段时间，真是什么都想到了。”赵玉强腰椎的两次发病，一次刚好香港回归，一次刚好海啸，他健康的起伏，总是和国际形势息息相关。
他16岁当兵，22岁退伍，退伍以后在国家机关开车，开了不到一年，就瘫痪了。“那次我开车过一座桥，感觉颠了一下，然后右腿就麻了。”医生说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需要动手术，手术后，医生把他椎间盘上突出的部分去掉了，他的病好了几年。病好了，强子不光开车，还教人太极拳，还收集古玩瓷器，还卖煤。
“去年冬天我去看卸煤，地上有点冰，我滑了两下，没摔倒，回到家打了个喷嚏，然后左腿就不能动了。”再一次发病更重，“脚越是想抬，越是往下掉。”
上海龙华医院骨伤科主任施杞教授说，现在全国椎间盘有毛病的人将近2个亿，占总人口的13.9%，此病多见于40岁以上患者，目前有迅速年轻化的趋势。50岁以上的人一半以上、65岁以上的人全部椎间盘有病变，像强子这样的职业驾驶员，颈椎、腰椎都经常发病。“腰椎有病的人80%颈椎有病，颈椎有病的人80%腰椎有病，都跟椎间盘的退化有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科主任赖在文教授说，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使用电脑、驾车、高枕、睡软床等诸多因素，使人长时间保持单一姿势，肌肉韧带疲劳，从而加速了颈、腰椎疾病的发生。同时，饮食结构的改变及体重增加，也会加剧疾病的发生。
头颈劳损、头颈风寒、咽喉炎，都可能导致颈椎病，所以演员、化工厂工人，吸烟者这些容易患咽喉炎的人容易得颈椎病，而经常低头作业的电脑工作者、财会工作者患颈椎病的最多。
施杞教授的病人，多数看上去很正常，却都带着一大堆X光片。他给他们看病，除了看片子，就是捏他们脖子，看他们的舌苔、喉咙，检查他们的膝跳反射。
他说，尽管很多人的颈椎、腰椎病跟职业有关，但是真要算职业病还很难界定，“中国人吸烟、打麻将都可能会产生颈椎病。”
新“劳动病”大都是城市病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的“职业病”大都出现在城里。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周志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蓝领工人普遍认为他们的工作环境比较差，肉眼看上去灰很多，味道不好闻，但实际上看上去“清洁的”环境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医院这个工作环境里，也存在着SARS病毒感染问题、肝炎、HIV等血缘性感染问题，针头对护士的皮肤损伤以及带来的生物性感染问题。
再比如学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里，教师、科研人员长期接触有毒化学药品，但接触量非常低、成分较多。比如解剖老师总是接触甲醛，而甲醛是肯定的动物致癌物。比如牙医，他们的汞吸收很高，虽不至于中毒，他们血液中汞的浓度都比一般人高。所以职业卫生在每个行业里都需要注意，要给予足够关心。还有写字楼中的白领，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的微小气候里，他们的腰背痛、颈椎疾病，其实有很大问题。
北京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从1996年到1998年连续3年对电信行业、电视台、报社激光照排车间的电脑作业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30%左右的被调查者不同程度患有颈肩腕综合征，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使用键盘时身体被迫适应操作需要，引起骨骼肌系统的疲劳损伤。60%左右的被调查者由于经常注视荧光屏，导致眼肌高度紧张，长期疲劳，出现视力下降。
中国记协维权委曾对全国8省16市的新闻工作者权益保障进行了调研，在问卷调查中发现颈椎病等骨学疾病是新闻工作者易患的五种常见病之一。
1998年－2001年期间，海军青岛疗养院理疗科对青岛市102 位口腔医师的颈椎病发病情况进行了调查，被调查的102位口腔医师中，被确诊为颈椎病81人，其余21人属颈部椎间隙炎症水肿或慢性劳损。口腔医师工作中长时间处于过度前屈的强直体位，是导致颈椎病的重要发病原因。
腰背痛算不算职业病
“美国的职业病名单里把腰背痛、肌肉骨骼损伤、心血管疾病类，经过职业史的确诊后，可以得到相关的补偿，而我国只注重危害特别大的、受害人数少的职业病，像尘肺、噪声、中毒等。”何丽华教授说。
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科郝凤桐主任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中国实行的是法定职业病的政策，我们诊断一个病是不是职业病只能在政府框架内来做，可以享受职业病的待遇，法定职业病是政府行为。
“比如说，矽肺算常见职业病，而肺癌不算职业病，但是矽肺的致癌率很高，有国外的研究，说二氧化硅本身就是致癌物。是矽肺的话可以走工伤保险，但是矽肺造成的癌症、肿瘤的治疗，只能走医保，政府不给买单。虽然是两种病，我们认为是一回事，但政府不认可，我们有时也就把矽肺造成的肺癌诊断成矽肺，让患者可以享受职业病的待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熊跃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中国法律规定了115种职业病，这由中国卫生体系和政府行政管理所决定的。而国外先进国家对于职业病的诊断与分类一般是由医学会或医生协会等专业组织来认定的，是一种专业行为。而在我国却是一种政府认定的行政行为，所以政府对职业病诊断的干预就比较多。在职业病类别化后，政府和相关部门就只在管辖和认定的范围内负责任。
郝大夫认为，因为职业活动造成的危害很多，这种因果关系也很清楚，但是具体到职业病认定，也跟经济发达程度有关，“钱多的话，国家就可以多承担一些责任，现在范围还不可能划得太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周志俊说，“法定的职业病和科学意义上的职业病要区分开，法定的职业病我们国家有个目录，不在目录里面都不算，但是从科学意义上来讲，只要是职业因素引起的疾病，都应该包括在这里面。所以科学意义上职业病的概念比法律意义上的职业病要广得多。职业危害存在于每个地方，不过是性质、程度不同而已。”周志俊说。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德学对我国职业病危害的趋势分析，“我国职业病危害正在由城市工业区向农村转移，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职业病危害分布越来越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