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提示
由失去控制的精神病人肇事引发的恶性案件近来时有发生。2001年3月，江泽民给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的一封信中提出：“精神疾病已经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对精神卫生问题严重性的准确描述。
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年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体负担，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精神疾病防治有很大差距。国家经费投入过小；精神科医生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我国《精神卫生法》历经十稿，至今仍未立法；心理治疗在国外已是一个比较发达的产业，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心理治疗培训机构；整个社会的精神卫生意识不强……
精神病患者的肇事率为10％，其社会危害行为不容忽视。而我国目前处在转型期，更需及早启动预防机制。
精神病患者的肇事率为10％其社会危害行为不容忽视
几天前，本报热线接到读者提供的线索：京顺路一男子突然失常，挥舞铁器毁车十余辆。据目击者称，当天上午，一名乘坐955公交车的男子在京顺路花梨坎车站下车后，突然失常冲向一辆970公交车，将公交车的雨刷器拽下，然后用雨刷器砸向过往的车辆。先后有十余辆汽车被不同程度砸坏，其中包括四辆公交车。民警上前制止时，竟遭到该男子的强烈反抗，该男子甚至用脚踹向警车。京顺路进京方向也因此拥堵一个多小时。
无独有偶，就在三个月前，本报也接到读者打来的新闻热线：当日下午，一男子在王府井大饭店斜对面，手持剪刀连刺一水果店女员工十多下。女孩的叔叔说听其他人讲凶手有精神病。
2004年，有关精神病人杀人、伤人的报道不断成为热点话题，不能不让人觉得精神疾病话题非常沉重。据不完全统计，仅见诸媒体的恶性案件就有数十起。其中负面影响较大的有：
1月7日，东莞市公共汽车总公司的一辆公共汽车被一名精神病患者劫持，撞伤两人。
4月20日，甘肃一名精神病男子在一小学手持菜刀将15名学生及两名当地农民砍伤。
7月27日，本版曾经展开讨论的长春市一歹徒持刀劫持并杀死女人质事件，有报道称该嫌犯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
中心提示
由失去控制的精神病人肇事引发的恶性案件近来时有发生。2001年3月，江泽民给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的一封信中提出：“精神疾病已经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对精神卫生问题严重性的准确描述。
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年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体负担，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精神疾病防治有很大差距。国家经费投入过小；精神科医生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我国《精神卫生法》历经十稿，至今仍未立法；心理治疗在国外已是一个比较发达的产业，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心理治疗培训机构；整个社会的精神卫生意识不强……
精神病患者的肇事率为10％，其社会危害行为不容忽视。而我国目前处在转型期，更需及早启动预防机制。
精神病患者的肇事率为10％其社会危害行为不容忽视
几天前，本报热线接到读者提供的线索：京顺路一男子突然失常，挥舞铁器毁车十余辆。据目击者称，当天上午，一名乘坐955公交车的男子在京顺路花梨坎车站下车后，突然失常冲向一辆970公交车，将公交车的雨刷器拽下，然后用雨刷器砸向过往的车辆。先后有十余辆汽车被不同程度砸坏，其中包括四辆公交车。民警上前制止时，竟遭到该男子的强烈反抗，该男子甚至用脚踹向警车。京顺路进京方向也因此拥堵一个多小时。
无独有偶，就在三个月前，本报也接到读者打来的新闻热线：当日下午，一男子在王府井大饭店斜对面，手持剪刀连刺一水果店女员工十多下。女孩的叔叔说听其他人讲凶手有精神病。
2004年，有关精神病人杀人、伤人的报道不断成为热点话题，不能不让人觉得精神疾病话题非常沉重。据不完全统计，仅见诸媒体的恶性案件就有数十起。其中负面影响较大的有：
1月7日，东莞市公共汽车总公司的一辆公共汽车被一名精神病患者劫持，撞伤两人。
4月20日，甘肃一名精神病男子在一小学手持菜刀将15名学生及两名当地农民砍伤。
7月27日，本版曾经展开讨论的长春市一歹徒持刀劫持并杀死女人质事件，有报道称该嫌犯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
大会提供的资料显示：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位居首位，已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在中国，精神障碍患者超过1600万人，基本等同于北京市的常住人口。
据统计，中国精神疾病患病率上世纪50年代为2.7‰，70年代为5.4‰，80年代为11.1‰，到90年代已上升到13.47‰，40年间陡增了5倍。而这其中只有20%的精神病人能够得到有效治疗。
在各类重型障碍中，精神分裂症患病率最高；在轻型障碍中，神经症的患病率最高。而轻微的精神疾病患者人数更多。全球各种精神和行为障碍患者有4.5亿人，每4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一生中某个阶段曾经经历精神障碍困扰。美国的精神和行为障碍人群高达总人数的10%，中国也不低于这个数字。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的17岁以下儿童和少年，在中国便有3000万人。
目前，从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的年龄结构上看，20岁左右的青少年约占75%，近年来独生子女的发病率大幅上升。从性别上看，女性约占65%左右；从地域分布上看，农村患者约占60%左右；从文化程度上看，文化程度越低，发病率越高。
北京的一次调查表明，其患病率为35.18‰。专家认为，从趋势来看，儿童的行为问题、大中学生的心理卫生问题、老年期精神障碍、酒精与麻醉品滥用及自杀等问题已明显增多。
中国每年自杀死亡人数是25万到30万，而自杀未遂、有自杀企图的人数一般是自杀死亡人数的10倍到20倍。布伦特兰博士说，世界上20%的自杀发生在中国，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妇女自杀率超过男人自杀率的国家。
据预测，21世纪我国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在2020年的疾病总负担预测值中，精神卫生问题仍将排名第一。《精神卫生法》历经十稿至今仍未立法
世界上第一部《精神卫生法》诞生于1838年的法国，迄今已有160余年；我国在1991年就有了《精神卫生法》的第10稿草稿，但至今仍未立法。
据悉，1987年的8月份，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卫生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及其他部门合作，在天津举行了首届司法精神病学及精神卫生立法研讨会。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起草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至1991年7月，该法草案的第10稿已经孕育而成；但是至1999年，该法不仅没有出台，而且还没有立上项。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精神卫生法规不健全会影响对精神疾患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包括治疗、求医、就业、救济以及不受歧视等。同时，从事该职业的工作人员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也会受到限制。
与西方相比我国的精神疾病防治有很大差距。首先在于国家经费投入过小。比较数字可以看出来，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国外占到20%左右，中国只有1%，而精神卫生疾病占到了所有疾病的20%.
从从业人员来讲，中国有1.5万名精神科医生，而严重的精神病患者有1600万。另外这1.5万名中的60%不具备本科学历。我们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精神科医生人数却和日本差不多。
世界上第一部精神卫生法的内容包括：精神病患者与罪犯的区别；对精神病患者的人道处理；精神病患者治疗设施的管理义务等。
英国于1959年颁布了精神卫生法，规定对于精神病人的治疗和处理应遵循自愿的原则，并使其与躯体疾病治疗享受同等的待遇。鼓励精神病人自愿入院，并对非自愿病人的强制性住院，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时限。同期在美国，法律也赋予精神病人以“治疗决定权”、“治疗拒绝权”和“最小限制性选择权”，强调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据了解，除西方发达国家外，截至上世纪末，以中国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为例，除中国以外，仅有老挝和马绍尔群岛没有专门的精神健康法律。
“关锁”理念已变为“回归”社会
早在上世纪末，安定医院副院长、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所长王乐辉先生就曾说，对人类精神卫生的重视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包括：资源不足与浪费并存，社区服务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精神卫生知识匮乏，社会偏见严重和管理模式落后等。而应对的策略首先是全社会的重视。
权威人士认为，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精神疾病患病率确实呈直线上升趋势，而与其他医学专业比较，精神疾病的防治又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另一方面，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程度也决定着事态的走向。比如以对自杀的认识来看，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一点：对自杀的关注度与对自杀的认识有关，其基点应是：自杀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阴暗面。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协会资助一些国家开展调查，正式注意到对精神病人的歧视问题。我国专家在调查中发现，目前社区公众所持的态度普遍偏消极，多数不愿意接受精神病人回到社会中去，病人及其家属在就业、婚姻和基本的人际交往方面都受到严重影响。许多人对精神疾病的认识还停留在应把病人用工具“关锁”起来的阶段。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薄绍晔主任几年前就说，在中国只有很少一部分需要住院的精神病人能得到治疗，而其余百分之九十多的病人不能享受到有效治疗。精神卫生问题成为与发展过程相伴而生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一场维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社会改革：即随着精神医学的进步和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改善精神病人的社会地位、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基本权利、减少对精神病人的限制、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改革潮流，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探索新的途径和有效的方法。几年前，他们尝试在全国每一个省选一个城市和一个县，在覆盖7000万人口的地区，开展精神病防治康复试点。随后又在覆盖两亿人口的238个县市，大规模地开展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精神病人经历了从“关锁”到“回归”的历程。资料显示，由此而来，重性精神病监护率达93.2%，精神病患者显好率为71.8%，社会参与率为62.6%，肇事率由约10%下降到0.37%，并解除关锁近3万人。
天津红桥区、和平区精神疾患防治康复工作社区化管理后，肇事率下降到0.4％左右。天津和平区竞业里居委会在册的精神病患者15人，其中有6人退休，9人休假，应该说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量很大。在未尝试社区化管理模式以前，这里的精神病人由于种种原因，或无钱诊治中断治疗，或被单位辞退，心情压抑，经常突发各种精神病人的社会肇事案件。
1993年，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社区化试点在天津全面展开，对精神病人提出了“一要预防、二要治疗、三要康复”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方针，努力创造一个安全、和谐、健康、愉快的社会环境，使这部分人早日得到治疗和康复。
竞业里首先成立了精神病防治康复推动小组，成员有居委会主任、下片民警、街下片干部、卫生院下片大夫、病人家属。其职责是：定期随访、记录病情、提供治疗、康复和投医指导、解决困难。同时还成立了精神病防治康复监护小组，成员有一名居委会主任、患者家属、一名楼长。家庭监护小组的职责是：进行心理畅通、监督病人按时服药、随时观察病人的变化、防止自伤和危害他人及社会。平时这项工作有专人负责，有组织、有制度，病人卡片全、底数清、情况明，对病人监护率达100％。
最先在全国出台精神卫生条例的上海，这两年在管理精神病人上做了四件事：一是立法，二是加强宣传，三是减少病人的医疗费用，四是实现了对患者的电脑信息化联网管理。目前，他们对全市9.3万名精神病人，做到一表、一卡、一手册，病人到哪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可以掌握其流动，这样既保障了病人的权益，也保障了社会的安全。
转型期中国要做好“前期预防”
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有很多，心理的、社会的、生理的……一些比较轻微的精神疾病，诸如行为障碍、心理问题、适应问题等，在社会转型期往往会呈现高发的趋势。
就社会环境而言，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主要有：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因此必须直面转型期的危险诱因。
2000年至2004年，全国曾发生过数起一线派出所民警因工作压力过大引发心理疾患或自缢身亡，或开枪打死打伤同事家人的情况。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北京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许燕及她的课题组，通过对4855份有效样本量的公安民警“心理枯竭”的调查得出结论：警察情绪疲惫和去人性化程度最高。
而许燕认为，要想解决问题，涉及三个层面：社会、组织和个人。从社会层面看：问题本身是由社会引起的，当然要从社会的角度予以关注。比如有专家呼吁，必须建立相应的心理干预机制。但是就目前中国国情而言，还有一定的难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开设提供咨询服务的心理服务机构，必须是在具有医学和心理学双重背景之上，也就是说从业人员首先要取得医学学位，然后再取得心理学学位，并经过专业权威部门的认定后，才能拿到从业资格。而我们现在的心理咨询机构的从业人员，非心理专业、非医学专业，甚至初中毕业生，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上岗。
另外，从组织和政府两个层面看：政府一定要有政策性的支持。全社会应强调“以人为本”，不能过分关注经济，而忽视人的自身发展和问题。不要过分关注“效益指标”的考核，比如说警力不足，必须有赖于政府强制性政策的调整，像今年出台的公务员强制休假制等。国外警察平日保证8 小时工作制，遇突发事件加班后，就可休息不会“连轴转”。
在小的工作环境中，应构建良好的工作氛围，领导应学会如何去有效激励员工。从个人角度看：要学会调整自身心理和生活理念，树立良好的价值观，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性格，并选择恰当的锻炼方式。
必须建立相应的心理干预机制
心理治疗在国外已是一个比较发达的产业，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心理治疗培训机构。更重要的差距在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卫生意识：国外看心理医生很正常，中国却很少有人会这样做。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郑日昌教授介绍说，国外不管是学校、企业，还是军队、社区，甚至监狱，可以这样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咨询机构，不管是官办的还是私人的。
一些大的公司和企业会在自己内部设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心理咨询机构，也可采取被称为EAP（员工援助）的形式，作为一项福利，像买保险一样，委托某一心理咨询机构，按员工人头，每年将一定款项划拨到该机构去。在此过程中，员工遇到心理问题可随时去咨询，由企业买单，不用员工自掏腰包。这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员工建立必要的心理干预机制，是很普遍的现象。
郑教授强调，解决心理问题，一定要用专业的科学的方法，还要有专业的心理咨询队伍。因为它既不是身体疾病，也非思想品德问题，而是一种心理困扰、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它牵扯到社会各色人等，涉及婚姻、家庭、子女、事业等方方面面问题，一定得由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来做，这样才更有利于社会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