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河北省沙河市辛庄村农民刘显红来到本报，讲述了她今年3月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后，11月初又被当地民警殴打的惨痛经历。本报记者在赴当地采访此事的同时，对该地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
首次庭审后，医患双方大打出手
今年3月22日，在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一次大范围普查中，31岁的刘显红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久，其8岁的儿子也被确定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刘显红认为，自己和丈夫近10年从未外出打过工，更没有任何不良行为，应该是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动手术输血时被感染的。为此，今年7月，她向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将邢台市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推上了被告席。
然而，由于刘显红是1995年8月27日在该医院做手术，她没能找到自己当年的病历，只有一张由主治兼手术医生白申廷签字的“出生证明”，和她与白医生的谈话录音。9月7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刘显红的代理律师王利民指出，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医疗行为和被输血事实。但医院对此表示异议，白申廷也没有出庭作证。
刘显红及其家人之后多次到该医院找白医生，10月17日，又经历了1天的等待后，刘显红用拖把把医院的窗玻璃砸坏了几十块。18日，当刘再次到医院讨说法时，双方发生了冲突。
刘显红向记者陈述，当天上午10时多，大约30多名民警穿着统一制服、手拿镐把对刘及其亲属进行了暴打，血流满地。之后，刘的6名亲属因重伤住进医院。
记者多次寻找该医院负责人，但未果。之后，记者找到医院上级部门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宣传部一王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发生流血冲突的都是该集团职工，作为经济民警配合当地派出所工作，以解决当地派出所警力不足的问题，有统一的制服，隶属于集团保卫处。
记者在一份上报文件中看到：10月17日，刘显红和其丈夫等30人围堵医院打砸医院门窗及办公用品，10月18日，事态升级，1名医生和5名保卫科员工被打受伤。该文件认为，刘显红作为艾滋病患者引发这样的群殴事件，在全国属于首例。
该案已在邢台公安局矿山分局立案。目前，对于刘显红来说，最难过的不是自己得病，是要依靠年迈的双亲维持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破煤房是一艾滋儿童的全部世界
在辛庄村，和刘显红的儿子一样只喜欢默默独处的，还有村民张记录的9岁女儿然然（化名）。
张记录熟练地掰开一种胶囊，从里面倒出1／3的白色粉末，连同另一颗完整的胶囊让女儿服下去。自从妈妈两年前被确诊为艾滋病辞世之后，然然每天的必修课就是吃药。张记录告诉记者，女儿的病情正在加重，吃的药也从以前的中药变成了西药。因为已经开始服用成人药，所以只能降低剂量。
然然原本很想留一头长发，但7岁时的某一天，病榻上的妈妈突然对她说，去把剪刀拿过来。于是，女儿的一头长过肩膀的头发被剪去了。她永远记得妈妈当时说的话：“以后妈妈不能给你梳头了，你就不要留长发了”。
张记录永远难忘妻子离世前经历的苦难过程。2003年秋忙时节，他妻子口中生疮，体困力乏，不思饮食，久治不愈。9月15日，她被初诊为艾滋病，此后在省疾控中心确诊。病重期间，她曾一度拒绝吃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没有生还的可能了。在剩下的日子里，她卧床不起，听不到常人讲话，喉咙也发音不清。在她最后的3天里，进食已相当困难，呼吸困难，喉中有痰，张记录曾示意让她咳出，然而失败了。从她被确诊到离开人世，也就40天时间。
“是医院杀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张记录气愤地说。
张记录曾经多次到他妻子进行剖腹产手术输血的医院讨说法。但他妻子出院时连病历都没有，他一直向医院要，到现在也没有要来。“我们农民打官司怎么能打过他们呀！”
张家有一个详细的账单，其中还有长达10年的老账。从张记录结婚生子开始，一家人就开始了借新账还旧账的日子。他还记得，当时为了给做剖腹产的妻子输血，他不得不又出去借了一笔钱。现在为了在家照顾孩子，他不能进城打工，每年种地只能收入700元，仅够半年的生活费。
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张记录当过5年兵、荣获过集体二等功。会开叉车的他现在到处找活，希望找到一份既能照顾孩子，又能挣钱的工作，因为不能长期离家，只能干些零活。
除了相依为命的爸爸外，院中一间破旧的煤房是女儿的全部世界，里面是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砖头和罐头。她可以一整天待在里面摆弄那些破旧的罐头瓶，爸爸让她出去玩她也不应，只一个人埋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多数患者偷偷治疗也不让人知道
“2000年出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以来，本区域的艾滋病患者近年来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传播途径也以可疑血液传播为主要形式，形势严峻。”沙河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副主任席连勇说。
在沙河总能见到各种各样有关防治艾滋病的标语，出现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或厂矿墙壁。席连勇说，沙河290个村，每个村平均都有6条标语，有一次某乡防疫医生把拍摄标语的照片寄给他，竟然装了一箱子。
他说，沙河艾滋病发病集中在丘陵地带，也是矿区所在地。在解释沙河艾滋病成因的时候，他说，通过吸毒感染的应该说比例很小，大部分是血液感染造成的。
沙河市2003年被列入全国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在与患者的实际接触中，席连勇深感困难之大———去村里接触病人，患者家属常不让见，要么就说已经去北京检查过了，没有感染，请他们以后不要来了。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并说可以给予免费治疗，但病人们宁可自费都不愿意说出来。
记者采访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艾滋病感染者。她年仅23岁，在一次手术过程中感染艾滋病，直到结婚后生下畸形儿才被确诊感染，婚姻随之结束。她告诉记者，现在自己背井离乡在一座陌生的城市打工，自己花钱买药，这样可以买到一些在农村见不到的进口药，对治疗有好处。
维权的最大困难是取证难
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最终走上维权之路。和大多数医患官司有相同之处，代理过几起相关艾滋官司的邢台市律师陈英可告诉记者，这类案件普遍存在的最大困难是取证难。
首先，作为艾滋病患者，要取得省级医疗机构出具的确认报告才能被认可，另外此类事件的当事人一般并不知道自己的发病原因，潜伏期又比较长，在经历了几年或者10年以上的潜伏期后，一些检查证明、收据和出院单很难保存完整，向法庭提交证据很困难；即使开始打官司了，通常也要面临维权过程漫长、经济和精神是否能承受等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医院作为医疗事故主体，应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但还应该考虑它的特殊性质。医院作为面向百姓的服务机构，其最终目的还是要为周围群众服务，如果一个医院被几起医疗官司拖垮，也会直接导致周围群众的看病难。同时，如果患者的正当权利得不到保障，也会助长医院的不负责任。因此，必须从深层次去分析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来探讨问题的起源和解决方式。
